五是与信访者进行“讨价还价”，用支付金钱或者其他财物，盖房、安排工作等作为交换条件，实现“止诉息访”。调查称，一些地方党政机关通过各种手段如“销账”等，在信访记录和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某省某地党委下达正式文件称，“销账是无奈之举，是最后一招，也是最直接的花钱买稳定”［15］。比较典型是：2004年8月26日，某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召集该省公安厅、检察院，某市、区两级信访局、公安局、检察院等机关有关人员，在排斥信访人冉金菊、冉金玉在场的情况下，举行了一个所谓“冉全菊、冉金玉信访案公开告知会”，当场兑现了18万元人民币的赔偿金，前提条件却是由冉氏姐妹保证中止上访［16］。由政府“买单”，实现难緾信访户、难信访问题“罢访”的做法已不是新闻。
上述认识和做法，从法理上应该怎样评判呢？
首先，涉法涉诉信访具有明确具体的法律基础，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法定的权利。关于此问题，将在下面展述。因此，涉法涉诉信访无异是“师出有名”。既然国家设立了这项法律制度，就必然有其现实性、合理性和必要性。这就要求，各级司法机关、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和解决信访问题，要认识到信访者不是“刁民”、信访问题不是“刁问题”。
对于信访问题，时任国家信访局局长的周占顺语出惊人地提出了四个80％：群众信访中80％以上反映的是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80％以上是有道理应予解决的；80％以上是可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决的；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问题［17］。《中国青年报》曾报道过乌鲁木齐市委书记栗智的坦言，在近年乌市重复、集体上访等重大上访事件中，有８０％以上的上访者是有道理的。中国社科院调查报告表明，２００５年以来，因涉法纠纷再次来京上访的人中，３７．７８％的人因为法院不立案，２８．４８％的人因为判决败诉，而１３．３５％的人则是因为胜诉却未能执行［18］。这些数据，已经道出了问题的实质所在。那些反对信访，不认同信访的观点是要不得的，是伪科学的。
其次，应当认识到解决信访问题，是党政机关及司法机关的一项法定义务和职责。
宪法和法律法规规定，正确、及时、负责地解决信访问题，不得打击报复、不得拖延或者滥用职权。尤其是在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领导下，明确指出了要建设责任政府，有限政府，法治政府。司法的天职是公平公正。
之三、为了解决信访问题，为了解决“天下第一难、天下第一烦”的问题，从中央到地方，从各级党政机关到各级司法机关，不能不说为了解决信访问题“煞费苦心”，工作不能不说“艰苦”，出台的法律、法规和各项制度、规章、办法不能不说全面，不能不说“新颖”，不能不说有“作用”。但一切不能偏离法律的轨道，一切要依法办事。应当标本兼治，不能“舍本逐末”。那种采取“劫访”，高压止诉息访的做法是可怕的，只能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与和谐社会的建设逾去逾远。今天你端了信访者的“小家”，明天的“大家”就要出问题。
之四，必须客观分析、清醒地认识到涉法涉诉信访产生的原因和根源所在，从而真正找到解决信访问题的“减压阀”和“避震器”。
对于司法机关和各级党政机关而言，不愿看到信访问题；对于上访民众来讲，上访也并非一件易事， 调查数据表明，有90.5%的是为了“让中央知道情况”。甚至有研究者称，９９％的上访者都是有冤屈的，“你想想，如果平安无事，谁愿意花钱、赔工夫、冒着饿肚子甚至病死的风险长年累月在外风餐露宿？”［19］。既然“两厢都不情愿”，但信访问题却实然存在着，数量持高不下，问题越来越多，矛盾越来越尖锐，其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呢？以下以某县法院归结的原因作以答案［20］：
第一，从执法者方面：1、在我国现在的司法体制下，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还没有完全确立，有的行政领导往往出于主管部门，个人或亲友的利益，对审理案件批条子、打招呼，干扰了承办法官的独立办案和秉公办案；2、该立案不立案，久审不结，久执未结。；3、社会公众及当事人对司法公正的评判标准不一，法院审判工作的某些环节存在隐性程序，造成当事人对法院公正执法的误解；4、有的司法工作人员责任心不强，业务素质不高，驾驭司法工作能力差，案件的审判质量不高，判决确有错误；5、少数地方司法机关不能正视和纠正自身办案错误，责任追究不落实；6、是有些司法工作人员失于判断、惑于财色、或迫于权势，办“三案”（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造成当事人反映告状申诉无门、诉讼成本风险大、执行难、司法腐败等问题长久得不到解决而上访；7、没有真正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致使一些信访人越级甚至进京信访，导致信访不断升级，各种问题和矛盾焦点向中央聚集，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