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必须来自于行为人的外部。自然现象的外部性较容易认定，但认定社会现象的外部性却常遇到困难。不可抗力的外部性，是为了澄清行为人自己行为及他人或者社会行为之间的界限。自己行为不具有外部性，无法归入不可抗力。但作者患病而延误写作、迟延向出版商交付书稿，雇员因工资福利待遇而举行罢工，公众因对政府强制兑换私人外汇政策不满而引起社会骚动等，是否属于不可抗力，学术界有不同观点。在实务上，裁判者惟能求助于生活常理才能做出恰当判断。作者患病原因复杂，作者主动患病而拖延交稿，非为不能，但却背离生活常规。企业雇员罢工若因不满雇佣条件，自可通过内部劳资谈判加以解决，不适于归入不可抗力；但地区、行业或者社会性罢工却无法通过企业内部谈判加以解决，适宜于归入不可抗力。债务人本应安排更多供货商，以保持供货稳定；某一供货商拒绝供货，即不能纳入不可抗力。可见， 认定不可抗力的外部性， 有一定的主观性， 应斟酌生活经验综合判断。
（三）必须是行为人不可预见的现象。某种现象可否预见，需由债务人的注意义务程度加以判断。
以时间标准观察，须是行为人建立民事关系时未能预见的现象。如果行为人预见某种现象的发生并据此建立民事关系，即使履行债务时遇到该现象，债务人也不得主张解除合同或者免除责任。如投保人向保险公司购买火灾险，在保险期内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公司即不得以火灾事故无法预见而拒绝支付赔偿金。投机或者赌博的风险是可预见的，投机及赌博者不得以未能预见为由而主张不可抗力的免责利益。在预见标准方面，认定某种现象是否为不可抗力，应考虑当事人对该事件或现象的发生负有何种程度的注意义务，还要考虑当事人是否已尽到注意义务，从而决定是否应予免责。“对不可预见性的判定也存在抽象标准和具体标准：抽象标准即一般‘谨慎稳妥’的人所应具有的预见能力的标准，具体标准依照的则是债务人的个人情形。实践中，对于特定事件所具有的不可预见性的判定理由，法庭也须作出说明。” [13]
在不可抗力中，可预见标准应与过错认定和损害赔偿中“可预见性”的理念相同，即遵循“普通人标准”。如果债务人是专业机构或人员，即应按“专业人员”标准判定行为人应否预见，而不能适用“普通人标准”。
（四）必须是后果不能抗拒的现象。我国《
民法通则》称为“不能避免、不能克服”，法国学者称之为“不可抗拒性”（ irresistibilite） 。我国学者解释，“避免”是使得事件不发生，“克服”是指消除损害后果 [14]笔者认为，不可抗力本属于不可预见的现象，也就很难要求当事人避免意外事故的发生，惟能要求行为人避免、减轻意外事故对既存民事关系的影响。
三、不可抗力的外延：回应生活关系的多样性
“ForceMajeure”的原意是指“上帝的力量”。既为“上帝的力量”，即非芸芸众生能够阻挡，自可成为合同履行之障碍。然而，承认不可抗力的法律效力，并非旨在否认其他事件亦可能发生类似效果，与此相关者主要是通常事变、情势变更和合同目的落空。
（一）通常事变
有学者建议将意外事件作为一般免责条件，再划分为不可抗力和其他意外事件，即意外事件为种概念，其他意外事件为属概念。 [15]
依笔者分析，学者所称其他意外事件相当于外国法所称事变，与不可抗力存有密切关系。《法国民法典》第1147条将“不可抗力”与“事变”并列为债务人的免责事由。在德国，“学理上统称为事变，再细分为通常事变及不可抗力。所称通常事变，指事实上非完全不能抗拒，惟法律上无此义务，如保管者无特别防范义务。不可抗力，指事实上完全不能抗拒之情形，例如天灾或兵变”。 [16]
但法德两国均未明确术语含义，从而带来概念交叉和混乱。
我国原《
经济合同法》第
27条曾将不可抗力与“一方当事人虽无过失但无法防止的外因”并列规定，允许变更或者解除经济合同。所称“一方当事人虽无过失但无法防止的外因”，相当于法国民法典上的“事变”、德国学术界所称“通常事变”。全国人大1998年制订《
合同法》并废止《
经济合同法》，《
合同法》没有延续“一方当事人虽无过失但无法防止的外因”的提法，而是统一采用“不可抗力”的表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