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里，法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各种利益协调妥协的产物，发挥着社会利益平衡器的功能，具有通过其运行而对其他事物发生影响的客观能力。它以社会公平正义为价值导向，通过立法和法律实施等活动，以其规范性和强制性来调整社会关系、平衡社会利益、整合社会资源、维护社会秩序，从而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制定完备的法律，能够激发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有助于社会体系的良性运作，促进社会关系协调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和个人的全面发展。为此，必须加强民主立法，扩大立法的参与面，在法律的制定过程中广泛协调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做到尊重多数，保护少数，通过制定良好的法律来倡导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等和谐社会价值理念，并为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奠定法制基础。
显然，按照法治原则治理国家有助于培养民众的理性精神，有助于实现民主、公平与正义，有助于每个个体的权利得到充分实现。而实现了民主、公平与正义，一个稳定、有序同时又充满活力的社会就会建立，社会的和谐就能长久地被维系。因而，现代法治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最重要的保障机制：
第一，现代法治成为协调个体之间利益的有效途径。在现代法律权利本位的思想下，权利主体借助法律赋予的种种优越条件来保障自己利益的获取。在这种环境下，各权利主体追求利益欲望的膨胀必然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激荡。和谐可以减少这种冲突的发生以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和谐这种作用的施展只有靠法律才能完成，把和谐的思想通过法律条文的方式贯注于法律当中，通过法律的具体实施来将和谐应用到解决人与人之间冲突的领域。协调权利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为社会提供明确的行为规范，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达到“定分止争”。
第二，现代法治能够有效地平衡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部门利益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首先，现代法治通过国家根本法对国家权力作出了合理的架构，极大地限制了权力的恣意。通过
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明确规定，不仅满足了公民参政的政治诉求，使所有公民的自由权利得到了最大化的实现，还合理地规范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同时通过行政法对公共权力的运行方式和目的进行严格的限制与监督，在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寻找最佳的契合。其次，现代法治通过制定各种部门法，并通过这些部门法建立起各种法律制度和法律原则，规范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既为个体提供了基本的行为模式，又在个体之间可能产生冲突的地方事先作出防范，维护了社会的和谐，做到了社会主体之间法律上的平等和互助。
第三，现代法治注重通过国家的公共服务对那些公开破坏公平正义，破坏社会和谐的违法犯罪者给予惩罚，加大对受到损害的社会主体权益进行及时补偿，使紧张的社会关系及时得以恢复，不仅可以消除彼此的对立，还可以帮助受到伤害的社会主体得以维系生存。
因此，可以这样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具有同质性，它们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选择，和谐社会必定是法治社会。历史经验证明，和谐并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在调节中实现的，而实现的重要手段就是法治。⑤因此，法治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它可以为解决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公平、塑造诚信友爱的社会精神创造一种基本的制度环境。
二、法治的核心在于平衡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
法治的核心在于通过平衡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以保障人权。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⑥“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⑦
（一）法与利益的关系
现在影响世界的主流的利益观是生活于18世纪后半期和19世纪前半期的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所提出的。边沁的功利原理有两个出发点和前提：第一，功利原理或最大幸福原理；第二，自利选择原理。关于功利原理，边沁认为，人们一切行为的准则取决于是增进幸福抑或减少幸福的倾向。不仅私人行为受这一原理支配，政府的一切措施也要据此行事。按照边沁的看法，社会是由各个人构成的团体，其中每个人可以看作是组成社会的一分子。社会全体的幸福是由组成此社会的个人的幸福的总和。社会的幸福是以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来衡量的。如果增加社会的利益即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倾向比减少的倾向大，这就适合于功利原理。因此，“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就是判断是非的标准。”⑧所谓自利选择原理，按边沁的说法是：什么是快乐、什么是痛苦，每个人自己知道最清楚，所以什么是幸福也是各个人所知道的。各个人在原则上是他自身幸福的最好判断者。同时，各个人追求一己的最大幸福，是具有理性的一切人的目的。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自利的选择占着支配地位。当人们进行各种活动的时候，凡是对自己的最大幸福能有最高的贡献，不管对自己以外的全体幸福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他都会全力追求，这是人性的一种必然倾向。“根据任何一种行为本身是能够增加还是减少与其利益相关的当事人的幸福这样一种趋向，来决定赞成还是反对这种行为。”⑨“边沁不仅主张善即是一般幸福，而且主张每个人总是追求他所认为的幸福。所以，立法者的职责是在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造成调和。”⑩
功利主义利益观被引入法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所谓的利益法学派。利益法学的先行者耶林认为，法律的目的在于谋求社会利益，司法活动尤为如此。对特定的法律，司法人员最重要的是确定立法者所要保护的社会利益。“利益法学之父”赫克在1914年出版的《法律解释和利益法学》一书中写道：“法律是所有法的共同社会中物质的、国民的、宗教的和伦理的各种利益相互对立、谋求承认而斗争的成果。在这样一种认识之中，存在着利益法学的核心。”他认为，对创制法律起决定作用的“利益”，包括法律共同体的一般“和平或秩序利益。”法律是“共存于各个法律共同体并为获得认可而相互竞争的物质的、民族的、宗教的和伦理等方面的利益的合力。”法律规则“不仅仅界定利益，而是同其他活性规则(aktivgebot)一样本身就是利益的产物。”对于立法活动，赫克主张：“立法者决不是幽灵，他的使命是概括地表述作为原因的利益的记号”，“立法者对相互矛盾的生活利益关系进行界定。”据此，立法者就对生活利益做出了价值判断，这种判断对于立法者来说，可归根于其“对所追求的社会制度的种种设想，即社会理想”，所做出的价值判断本身又会影响当事各方的利益，产生“利益效应”。对于司法活动，赫克指出，司法和法官判案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满足生活需要，满足法律共同体中既有的物质及精神欲求和欲求趋向”。这些“物质及精神欲求和欲求趋向”，就是赫克所说的“利益”。(11)
可见，利益法学所主张的“利益”是广义的，既包括私人利益，也包括群体利益、社会团体利益、公众利益和人类利益等公共利益，物质利益以及精神利益，如道德的、伦理的和宗教的利益，公平、正义的利益等。利益法学对利益的这种广义解释，利益被推广为几乎无所不包的抽象物，不仅包括了以前的物质内容，现在还吸纳了精神内容，这就使利益成为了法律权利的核心内容，从而构成法治的核心内容。法治被解释为为了保护、平衡、调整各种主体的利益而服务的制度体系。所有的法律都是为社会上某种利益而生，离开利益，即不能有法的观念的存在。因此，法律的真正缔造者并不是别的什么，而是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