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氏评析《赖恒安与重庆市人民政府不予复议行政纠纷上诉案》
左明
【全文】
案例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出版日期不详
又是一起学校与教师之间的纠纷，但这只是本案纠纷的起因。
教师一方（即原告）认为自己受到了学校的不公正待遇，但却“打死也没想到”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不是教师太无知，而实在是此路（即诉讼）不通啊。
政府裁定不予复议，“裁定”二字应慎用。记得在中国国民党党内，“总理”送与孙中山，“总裁”让给蒋介石，他人是万万不可染指的。
调整工资（被习惯的称为“人事纠纷”），是不是法律纠纷？事关劳动者的切身利益，那是当然。工资是劳动报酬，要么约定，要么法定。根据形势的发展，调整是势所必然的，但调整者的调整行为必须合法或合约。如此简单的基本命题，时至今日，除了企业中的劳动者之外，几乎所有其他领域劳动者（供职于特定组织，主要指各级各类国有组织：机关、事业、社团等）的薪酬纠纷，均处于司法救济的盲区。为国家“打工”是国人的荣耀，但由于各级各类国有组织的真实所有人（即国家）缺位，“冒名顶替”的往往是单位的领导（一个或少数几个自然人），他们的意志取代了国家的意志，他们的代理行为的正当性必须受到质疑。工作者与其所属的各级各类国有组织的几乎所有纠纷，均被缺乏法律依据的申诉屏蔽了。不仅限于纠纷，各级各类国有组织主体及其行为还在相当程度上置身于法治之外。现行的一些法律（诸如《
教师法》、《
公务员法》等），其内容主要限于抽象的权利宣示，而对于权利的司法救济却避而不谈。听话、照办，这恐怕就是所有公职岗位工作者的唯一宿命。制度根本就没有设计“给你说话”的机会。以人为本，还要从以法律的名义去呵护人的基本权利开始。
学校对教师的处理（关于工资和职称），教师不服，原本可以形成一个简单的诉讼，但现实却不允许。上访，古已有之，是冤民惯用的手段。在共和国时期，本案原告也不例外。
上访的结果，是得到了渝州大学的再次处理结果（是根据重庆市教委的要求），其表现形式是“关于赖恒安同志反映的问题及处理情况”。如果没有猜错的话，此次的处理结果与以前的处理结果是一样的。处理结果当然应该直接告知上访人（即原告）。然而却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