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含混的表述，将直接导致立法意图不明。到底要追究谁的责任？是经营者，还是所有者？如果说经营者只能由自然人来担当的话（其实也不尽然），那么，所有者可就未必了（如法人股东）。如果理解不错的话，立法的本意是想要某个特定职位的自然人承担责任，否则就直接处罚企业好了。从法理来看，所谓的“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在生产事故法律关系中，并非一方独立的当事人，也自然不应该独立承担因此而产生的法律责任。行政法理论中的“两罚理论”（既处罚企业，又处罚企业负责人），可能有加大打击力度的初衷，但有悖法理。负责人的职务行为，是不应与企业共同对外承担同种性质的责任的。恰如在行政主体中，机关负责人的职务行为，是无需承担个人责任的。至于内部的追究，则另当别论了。刑法学中的单位犯罪理论，同样是荒唐的。
同样是总经理（洋人叫做：CEO），因企业规模大小、盈利能力高低，其收入会——天差地别。网上也经常披露一些国企掌门人公开的、绝非全部的、但足以惊人的年收入，大约在七位数（不知国家主席的年薪是多少？也不知，同是给国家打工，只是服务的领域不同，他们谁的贡献更大？）。区区两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不知能不能给他们挠挠痒痒？而本案原告居然支付不起两万元罚款，不是执法者出了问题，而是立法者该去看一看“医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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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法》更加“幽默”之处在于：“（对主要负责人）给予撤职处分。”1、如果主要负责人是指总经理的话，那么，在私企中，总经理是由董事长（或董事会）聘任的，而不是国家聘任的。世人皆知：解铃还须系铃人。如果非要轰走总经理的话，也只能是：责令企业解聘总经理，而断无直接撤职的可能。2、如果主要负责人是指董事长的话，撤职就更无从谈起了。
相对人未能在行政程序中提供的证据，在行政诉讼中能否一概摒弃？应具体分析。相对人并非法律专家，并非谙熟法律，至少法律不能这样要求相对人。如果是相对人故意或懈怠提供证据，而且是在明知这样做会必然带来不利后果的情况下而为之，当然咎由自取。举证不力的不利后果，当属必须告知之事项。
诱供，当属公权力行使过程中的欺诈行为，其“成果”（即供词）——当然无效。只是相对人对此举证困难。
2008.5.13.于幸福艺居寓所
【注释】作者简介：左明：男，1969年出生，北京市人，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北京农学院政法系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