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我们可以确信，除了由最高人民法院于1979年2月2日发布，现在已明令废止的《审理民事案件程序制度的规定（试行）》之外，在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并无“先刑后民”的说法儿，更不存在什么“先刑后民原则”。
过去，我们之所以把一个本来很狭义的规定泛释成为诉讼程序中的一个“原则”，主要是缘于两个陈旧的理念：一是公权与私权并存时，强调公权优于私权，当犯罪行为与民事侵权并存时，立法者认为犯罪的本质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侵犯，因此，只有国家对该犯罪行为追究并进入公诉阶段时，才允许公民个人就其民事赔偿部分提出请求，也即受害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追究犯罪分子的需要；二是在公平与效率关系上，强调效率优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立法者关注的是国家资源的大量投入，因此强调简化诉讼程序，节省人力物力，强调及时有效地处理案件。然而，在现实司法过程中，不仅公权所保护的社会利益并非总是与被害人的利益相一致，更多的现象则是由于侦察机关的原因，犯罪分子长期不能归案，使刑事诉讼程序一直停滞不前，从而导致既不能及时追究犯罪，私权也无法寻求救济，给被害人带来双重的损失。在这种背景下，有人认为“先刑后民原则的过度扩张，严重损害了民事案件当事人的利益，背离了现代诉讼的民主与公正价值”。有人甚至提出“立法机关应尽快在现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增设‘先民事诉讼后刑事诉讼’的规定，以便司法机关在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构建和谐社会中，好实践、好适用、好操作”。
基于对上述观点的充实，笔者不妨在这里举出两个案例：
一、2005年7月，辽宁沈阳市的周某与在广西经商的浙江人张诚（其本人自称）签定了一份小五金买卖合同，合同约定周某向张诚购买小五金货物一批，货款总计为23万元。签定合同后，周某到某商业银行（以下简某银行）开了一张信用卡，嘱咐家里人将23万元打到卡里面。同月21日，有人持伪造的信用卡和身份证，取走信用卡内的存款22万元。2005年8月3日，周某发现卡内的钱被冒领后，与某银行交涉，但银行与周某都没有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直到同年9月，某银行拒绝赔偿周某的损失后，周某才向公安机关报案。
2005年10月8日，周某以某银行未尽安全注意义务、违反法律规定支付信用卡内存款为由，聘请律师向法院起诉，要求某银行赔偿信用卡存款被冒领的损失22万元。法院立案后，某银行提出本案涉及经济犯罪，按照先刑事后民事原则，案件应该由公安机关进行侦查，待刑事案件侦查结束后，法院再审理民事案件。法院没有采纳某银行的观点，继续审理。庭审后，法院认为周某向他人泄露信用卡密码，是导致信用卡存款被冒领的主要原因，某银行违反规定，支付存款，是存款被冒领的次要原因，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判决周某承担信用卡存款被冒领的经济损失80%，银行承担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