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书面形式具有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功能， 则书面形式的要求还会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问题，笔者也将在有关强制性规范的讨论中分析。
参见韩世远： 《
合同法总论》， 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第134页。
参见王利明主编： 《民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第27页。
参见《
合同法》第
12条第1款确认： “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 一般可以包括以下条款： （一） 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 （二） 标的； （三） 数量； （四） 质量； （五） 价款或者报酬； （六） 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七） 违约责任； （八） 解决争议的方法。”
参见梁慧星： 《民法总论》， 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第285页。
参见民法学界1995年1月提交给立法机关的《
合同法专家建议稿》曾撰写有立法理由， 但并没有整理出版。
梁慧星教授曾记述“1993年《关于修改
经济合同法的决定》通过后不久，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召开的一个专家研讨会上， 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制定统一
合同法的时机已经成熟， 建议由专家学者承担起草工作并委托部分学者先提出一个立法方案。这就产生了由政法大学江平、人民大学王利明、吉林大学崔建远、烟台大学郭明瑞、最高法院李凡、北京高院何忻、《法学研究》杂志编辑部张广兴和编者共同提出的《中国
合同法立法方案》。该方案经过1993年11月4日法制工作委员会邀请北京部分专家出席的讨论会及1994年1月法制工作委员会邀请全国10多个单位的专家出席的讨论会征求意见和论证， 最后确定下来， 并由法制工作委员会委托12个单位的学者分别起草一章或几章。”1995年1月《
合同法专家建议稿》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参见梁慧星主编： 《民商法论从》（第4卷） ， 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卷首语。
胡康生主编： 《
合同法释义》， 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第26页。
梁慧星： “合同的订立”， 载奚晓明主编： 《
合同法讲座》，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第163页。
王利明： “
合同法总则适用若干问题”， 载奚晓明主编： 《
合同法讲座》，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第68～69页。
崔建远主编： 《
合同法》， 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第58～59页。
必须指出的是， 《
合同法》第
12条第1款中规定的当事人条款、标的条款和数量条款， 通常属于影响合同关系成立的必要条款。缺少此类条款， 合同关系通常不能成立。因此在严格意义上， 《
合同法》第
12条第1款中前三项规定确立的法律规则对应着强制性规范； 后五项规定确立的法律规则对应着倡导性规范。出于行文的便利， 也考虑到学界的表述习惯， 正文中未就此作进一步的区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