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霆一案中，有人主张对许霆应施以重刑，以诫后人。须知
刑法自有其“惩罚的哲学”［4］：刑罚的运用要遵循谦抑性原则和“刑罚与其严厉不如缓和”［5］谦抑性原则是指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抗制犯罪。它表现在，对于危害社会的行为，国家只有在运用民事和行政的法律手段及措施仍不足以制止时，才能考虑运用
刑法的方法。［6］早在明代时，丘浚就曾提出过“慎刑宪”的主张：“今者求所以杀之，古者求所以生之。请合而言之曰：听狱者当于杀之中求其生，求其生而不得，然后杀之。有可生之路，则请谳焉，罪疑从轻，则无冤死之鬼矣。”［7］而时代发展到今天，重刑主义思想仍盘踞于人们的心中，社会出现问题时，人们仍诉求于重刑、极刑，这与文明
刑法的发展趋势无疑是相悖的。
刑法理念的宣传仍任重而道远。
三、有关人性
“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8］人性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归宿，人性应当渗透于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
刑法作为规定犯罪与刑罚的科学，涉及到国民最重要的生命和财产权利，因此，刑法学的研究更应注重人性，契合人性精神。
人都趋利避害，芸芸众生都有可能犯“许霆式”的错误。当今社会上99％的都不是圣人，假如“许霆们”从未遇到过ＡＴＭ的错误，他很可能“好人一生平安”；一旦遭遇ATM的“诱惑”而不能承受，便会沦为“超级罪犯”陷入万劫不复之渊。［9］
时下，
刑法日益远离公众已是一个不争的话题，［10］然而，这仅仅是“
刑法体系越来越严密，技术越来越复杂”一句话所能解释的吗？与其进行苍白无力的辩解，倒不如反思
刑法实施过程自身的缺陷：单纯地把刑法定性为工具，缺少合理人性因素的注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