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以为，在第38条规范性语句本身的结构中，其实也存在了可容纳新解释方案的回旋空间。如所周知，本条的规定颇为简约，全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式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根据传统解释学的技术规则，该条虽然仅有一款，但可分为前段与后段两个部分，而如若深入分析，便可发现，其中的前段与后段之间，其实存在了某种微妙的双重关系。第一重是颇为直观的直接勾连关系，即：前段是具有一般性的规定，后段则是以禁止性规定的形式对前段进行补充性的展开，使前段的抽象内容在解释学的框架里可得以具体的确定与理解。第二重则是往往容易被忽视的彼此相对独立关系，表现在前段可视为一个具有一定概括性的一般规定（类似于一般条款），而后者则可视为是以前者为基础的特别规定（类似于特别条款）；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但后者只是对有关禁止性侵权行为类型的不完全列举，未已完全将前者的内容加以具体化。
以吾人之见，在上述双重关系之中，前后两段之间所存在的直接勾连关系自然是无可完全否定的，但如若重视第二重的相对独立关系，那么，前段的“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之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亦可相对独立地视为相当于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1款前段中“人的尊严不可侵犯”或日本
宪法第
13条前段中“所有国民作为个人而受尊重”的那种原则性的概括条款，为此体现了整个人权保障体系的基础性价值。
如此说来，问题的关键首先就在于：我国现行
宪法第
38条中的“人格尊严”，在规范性表述的语句形式上，是否可以容纳类似德国的“人的尊严”又或日本的“个人的尊重”之实质内涵的解释学空间。这就涉及原理性的问题了。然而，对此的答案应是肯定的。诚如日本当代宪法学家初宿正典教授通过正反两方面的绵密分析之后所指出的那样，德国基本法中的“人的尊严”，其本意实际上也就是将人作为人格的存在而强调这种“人格”的尊严。 也就是说，“人格尊严”实际上与“人的尊严”具有相通之处。而日本著名宪法学家佐藤幸治教授也曾更为明确地指出，日本
宪法第
13条有关“个人的尊重”的条款，其实就是宣明了“人格的尊严”或“个人的尊严”之原理。 质言之，人格尊严与（个）人的尊严，在语义脉络上具有可互换的意义空间。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既然我国现行
宪法第
38条中的“人格尊严”，在规范性表述的语句形式上可以容纳类似德国的“人的尊严”又或日本的“个人的尊重”之实质内涵的空间，那么，吾人是否应该在“人格尊严”的概念之中充填“人的尊严”这种概念之中的价值理念。对此，答案也应是肯定的。笔者就曾指出：前述德国的人格主义，其实最为适合于作为建构或诠释我国宪法权利规范的核心原理，甚至可借鉴以作为当代我国法秩序整体的哲学基础。这也是因为，如果考虑到“人格主义”这一思想的脉络，德国基本法上的“人的尊严”，在规范意义上其实恰好也可转换表述为我国宪法上的“人格尊严”。而更值得重视的是，德国的这种人格主义，其实既不排斥我国正统的政治社会意识形态，也不完全排斥个人主义的精神，甚至还可容纳美国90年代之后沛然兴起的、以阿克曼 （ Bruce Ac k erman） 等人为代表的有关共和主义的宪政观。
当然，最后的问题是，在我国现行
宪法整个权利规范的序列结构之中，毕竟存在了前述的双层勾连结构，即包括第
38条与人身自由保障条款（第
37条）和住宅不受侵犯条款（第
39条）之间的勾连结构，以及第
38条自身前后段之间的那种直接勾连结构，为此，将第
38条前段的“人格尊严”条款，单独提升为可与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1款前段中“人的尊严不可侵犯”或日本
宪法第
13条前段中“所有国民作为个人而受尊重”的原则性的概括条款相提并论的地位上加以理解，究竟在解释学上是否可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