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研究的中国问题
吴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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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七十年前，杨开道在为瞿同祖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做序时写道：“中国社会科学的毛病，是只用外国的资料，而不用本国的材料。”他所言的是当时中国的社会学者大多留美，“言必称美国”的情形，呼吁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化。无独有偶，当时的心理学家潘菽也以《学术中国化问题的发端》为题，提出了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化”的主张。当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面对西学知识体系的强势地位，这种主张带有强烈的民族情结，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中国没有社会科学的学术传统。在法学方面，有留学背景的学者当时也占据着主导权，移植立法也成为流行话语，研究中国为题的学者甚为寥寥。
时至今日，中国的情形与二十世纪初已不可同日而语。经过八十年代的学习和九十年代的积淀，社会科学的很多领域已经能较为成熟地研究中国问题，经济学和社会学就是明显的例子。转型时期的中国，面临着社会变迁和经济发展的诸多问题，为这两个学科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源。学者们早已不满足于西方学说的梳理，而广泛采用实证的方法描述现实发生的问题，探寻解决之道。欧美的经验并不能代表中国的实践，只有对现实发生在中国的问题进行富有解释力的研究，才能称得上真正的学术本土化。但是，在法学界，这种转变稍微来得慢一些。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本土化的前提应该是对理论的熟悉和消化。法学的知识体系本来就来自西方，因此获得相当程度的认知是必修课。由于历史上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法学研究长期以来与政治保持着微妙的关系，法学的知识体系并没象社会学、经济学那样自由发展，甚至很多问题一度成为研究的禁区（如无罪推定问题）。当然，随着民主和法治进程的推进，西方法学理论已经被渐次输入到中国。可以说，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法学研究的资料已经不成问题，任何一个有外语基础、视野比较开阔的学者，都能够把握某研究方向的国际学术动态。因此，法学研究不再是知识的传承，而是创新。
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说过：“现在，大部分科学工作的困难在于提出问题，而不是找出答案。”的确，能提出真正的问题，在学术研究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真正带有学术意义的问题，按照陈瑞华教授的说法，是“现有理论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的问题。这种问题不可能在故纸堆中发现，而只能从大量的经验性事实中提炼。以
刑事诉讼法为例，象无罪推定、沉默权等看似重大的问题，未必是真的问题。相反，近期在中国司法实践中大量涌现的刑事和解，倒可能是更有意义的问题。张五常说：“为文的出发点，永远都是因为有些世事他不明白，要试行解释。”在我看来，象无罪推定、沉默权之类基本命题，其正当性早已经过历代学者的论证，我们不一定比他们做得更好，也没有必要做得更好，而刑事和解的问题却是
刑事诉讼法传统理论所不能解释的，它是对抗式诉讼之外的一种司法合作，有着很大的理论发展空间。与其鹦鹉学舌一样去重复论证某种理论的正当性，不如尝试在已有理论基础上发展新的理论，甚至颠覆旧的理论。而能作出这种贡献的最好素材，就来自于我们身边的活生生的法律现象，其中很多可能都是前人没有遇到的，国外也没有经历的。例如，刑事诉讼程序中公、检、法三机关的微妙关系，如何对刑事程序的异化产生影响，就是一个很好的选题。如果对此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并把这种解释抽象为一般化的理论，就是中国学者独特的贡献。面对大量具有“中国特色”的经验性事实，这种贡献是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