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盟金融服务法中，设立自由原则并非一概禁止成员国采取措施限制跨境金融机构在本国境内设立机构。具体地讲，该原则主要有两项例外，即公共秩序例外（public order exception）和共同利益例外（general good exception）。[⑥] 其中，公共秩序例外源于欧盟基本法的明文规定。根据《欧共体条约》第46条，有关设立自由的规定以及据此采取的措施不得阻止成员国基于维护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公共安全（public security）或者公共健康（public health）的理由，在法律、法规或者行政规章中对外国国民的待遇作出特别规定。共同利益例外则完全是由欧洲法院的判例法形成和发展而来的，是指成员国可以基于维护共同利益的理由对设立自由作出限制性的规定。在这里，共同利益泛指极为重要的公共利益要求（imperative public interest requirements）。
　　上述两项例外允许成员国在不违背设立自由原则基本精神的前提下，采取合理的措施来限制跨境金融机构的设立活动，以实现其社会政策目标。[⑦] 并且，无论是援引公共秩序例外，还是援引共同利益例外所采取的限制性措施，所体现的都应当是不具有经济属性的社会价值（non-economic values）。例如，“保护本国相关产业”就不属于公共秩序和共同利益的范畴。但是，在实践中，上述两项例外却有着不同的功能和作用。一方面，两者的适用对象不同。公共秩序例外适用于歧视性限制措施，共同利益例外则适用于非歧视性限制措施。换言之，如果成员国采取歧视性措施来限制服务自由，那么只有在符合维护公共秩序的要求时，此类措施才能够被认为是合理的；如果成员国采取非歧视性措施来限制服务自由，那么只有在符合维护共同利益的要求时，此类措施才能够被认为是合理的。另一方面，两者对社会利益的保护程度不同。公共秩序例外只保护“公共政策”、“公共安全”或者“公共健康”等最基本的社会利益（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society）。[⑧] 共同利益例外所保护的社会利益则较为广泛和复杂。例如，“维护金融服务消费者的利益”不能成为成员国援引公共秩序例外的理由，但却被认为体现了一种重要的共同利益。[⑨] 更重要的是，共同利益是一个开放的概念。而且，在不同成员国，共同利益的表现形式也可能有所不同。[⑩]
　　二　设立自由原则与服务自由原则的关系
　　在欧盟金融服务法中，服务自由原则是与设立自由原则相对应的一项基本原则，该原则以服务自由这一基本经济权利为核心，要求各成员国取消对共同体金融机构直接提供跨境服务的各种限制，其法律渊源是《欧共体条约》第49条关于“提供和接受服务的自由”的一般禁止性规定。[11] 鉴于《欧共体条约》和一系列金融服务指令都对设立自由原则和服务自由原则做了不同的规定，明确两者之间的界限既能够为金融机构跨境开展业务活动提供一个明晰的法律框架，也有助于各成员国金融监管部门针对不同类型的跨境金融服务依法行使监管权力。
　　一方面，上述两项原则的适用条件不同。从《欧共体条约》第50条规定[12]的措辞和有关司法实践来看，设立自由原则的前提是提供跨境服务的金融机构在东道国境内设立永久性的（permanent）机构。与此不同的是，服务自由原则既适用于金融机构通过实体移动（physical movement）的方式在东道国提供的跨境服务，也适用于在没有任何实体移动的情况下直接提供的跨境服务。并且，在通过前一种方式提供跨境服务时，金融机构的实体移动必须是临时性的（temporary）。这是设立自由原则与服务自由原则的本质区别。
　　另一方面，上述两项原则的调整对象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设立自由原则旨在确保金融服务提供者能够在整个共同体市场上自由设立机构，服务自由原则旨在确保金融机构能够在整个共同体市场上自由提供服务。因此，限制设立自由的措施应当是与跨境金融机构设立和运营有关的“企业型规则”（enterprise-related rules），例如有关金融机构组织形式、营运资本、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和股东身份的规定等。这些规则能够影响设立和维持跨境金融机构的决策或者跨境金融机构的组织结构和运营活动。限制服务自由的措施应当是与特定类型金融服务相联系的“产品型规则”（product-related rules），例如有关金融产品结构和服务提供方式的规定等。通常，上述“企业型规则”主要是东道国或者服务接受国法律的规定，上述“产品型规则”既可能是东道国或者服务接受国法律的规定，也可能是母国或者服务来源国法律的规定。[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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