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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当代中国的乡村治理需要被理解为官僚统治和延续下来的简约治理方法之间的互动，不仅仅是前一种或后一种模式。村（大队）小学为二者的复杂历史提供了一个例证。我们已经看到，从20世纪乡村教育运动的一开始，乡村社区就积极参与到乡村教育的发展之中。很多乡村学校主要是由村庄自身发起和出资的。国家设定了教育的指导方针，对学校进行监督检查，并且试图树立一定程度的正规化教育，但学校还是主要由社区自身维持和运作的。1949年以后，尽管国家控制程度提高，许多1949年以前的传统还是保存了下来。特别是在文革时期（1966-1976），"民办公助"办学模式——"民办"指由大队（村）和公社（乡）办理，"公助"指由政府在资金、师资等方面提供不同程度的帮助——成为典型，推动了农村义务教育空前程度上的普及（Pepper 1996：414ff）。在国家制定的指导方针下，乡村大多管理和维护着自己的学校。很多学校雇用自己的教师，其工资起码一部分由集体工分来支付。农村的民办学校和城市的精英学校在质量上虽然有明显的差距，但是这个民办体系成功地为绝大多数农村人口提供了免费的小学教育。
然而，在改革时代，市场化和乡/村财政收入的减缩（相对于其职责），把整个半官方的乡村教育体系推入了危机状态。免费的教育被一个为钱驱动的，大规模增收学、杂费的教育体系所取代。教育变成农民沉重的经济负担，许多人根本就无法承担。乡/村的财政短缺又导致了教师工资的拖欠、名额的不足和对（便宜的）代课教师的广泛依赖等现象，导致了教学质量的急剧下降。整个体系实际上已在崩溃的边缘摇摇欲坠（李梁、许桐珲2005）。
中央政府因此在最近几年宣布了九年（小学和初中）免费义务教育的意图，教育部宣称要将全国380万乡村教师纳入正式预算，保障一定标准的工资（教育部2005年12月9日）。这当然会导致更高程度的正规化和更深层的国家控制，并相应降低地方社区的半正式参与。
今天，乡村教育正徘徊在十字路口，有的人可能说是陷于漩涡之中。在毛泽东时代，大队和公社提供了以简约主义进路为基础的免费民办教育；改革时代的市场化却将早期的教育体系腐蚀成为一个极其昂贵和充满故障的体系； 新的21世纪福利国家模式则希望全部由国库出钱，为所有人提供免费的九年制义务教育。这种过去和现在的混合，究竟会形成什么样的前景还是个未知之数。但是，旧有的国家发起与社区参与（建立在地方自我本位的公共服务动机上，而不是简单的牟利之上）相结合的半正式进路，仍有可能起一定的作用。也许，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卫生保健，其价格今日已像教育一样超出了大多数农村人口承担的能力（宋斌文、熊宇红、张强2003）。8
这些观察也许可以扩展到乡村治理的整体。首先，毛泽东时代集体制的大队和公社成功地提供了免费教育、卫生服务以及高度的公共安全，虽然是以政党国家对农村人口和经济的过分的全能主义控制为代价的。9这是一个矛盾的结合，同时包含全能主义政党国家的高度官僚化治理和过去的半正式简约行政进路。
事实上，毛泽东时代的乡村治理可以看作一个具有相当强烈的反官僚主义治理传统，一个可以追溯到延安时代以来的"简政"口号的传统。文革时期的政府机构在它控制文化和思想的努力上可能比官僚化的共产党政党国家更加"全能主义"，但是就正式的国家机构而言，它毋庸置疑比后者倾向简约。当然，毛时代的政治运动和过去的简约主义治理有很大不同，但是这些不同不能取消二者在治理方式上所有的共性。
就改革时代而言，它首先在80年代成功地利用了良好的乡村集体干部和新式市场刺激的结合，推动了令人瞩目的"乡村工业化"，并且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但是在市场化下，乡村治理逐渐屈服于货币主义和功利主义。首先，随着党组织权力的退却和乡村自治的呼吁，村、乡干部比改革之前有了更大的行动自由。事实上，地方治理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像改革以前那样，完全遵循党的要求办事，而是在税收和计划生育等基本任务之上，只要避免党所明令禁止的事情，便多可
自行其是。随着公共服务道德的崩溃，地方干部变得更加功利主义和自私自利。权力滥用广泛出现在省、地、县地方政府为企业发展和房地产开发的征地之中（以期增加地方政府/官员的小金库，或提高其所谓"政绩"），以及为了自身或某些个人利益出售国有企业，并且使用专横权力支持那种行为，镇压抗议和反抗。这些行为多数没有受到中央的严格制裁。政党国家的官僚机构越来越多地主要只是在国家既定目标不能达成，或纠纷发生的时候，才介入干预。各级上访部门堆积了大量民众对各级政府或某干部的申诉。10这种权力滥用最极端的案例可以看作全能主义和简约主义的最恶劣的融合，近乎一种新型地方官僚世袭主义。
进入21世纪，一种新的地方治理模式正在兴起，可能会用新的公共服务型福利国家来取代过去的和改革早期的控制提取型国家。农业税已被废除，中央政府宣布了它彻底改造乡村教育和卫生服务的愿望。但是国家向新模式的转型并不容易，多半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结果。村干部变得越来越只是简单地由上级政府拨款支薪的职工，不再是由地方社区财政自己负担的准官员。这似乎意味韦伯式的"官僚化"或"理性化"，但是这一变化是伴随社区(集体)资源和税收的锐减以及村/乡干部所承担的角色和功能的锐减（停止征税，因缺少财力和权威而停止提供公共服务，对生育控制的可能放松）而发生的。11令人担忧的是，村级治理的正规化和官僚化可能仅存于形式上，缺乏实质内容，附带繁琐的文书却没有真正的工作，正如近期的一个调查报告所指出的那样（董磊明2006：第三部分）。官僚体系的上层到底能否全面承担和接手公共服务仍待观察。
当然，在今天高度工业化和全球化的中国，对为农业国家设想的"儒化的法家"治理模式的多种要求已经不复存在了。官僚体系的规模也不再受到以农业为主的国民经济的有限税收的限制。而对教育、卫生、市场和交通、通讯基础设施的现代要求意味着新的政府和过去必定会有很大不同。简约主义治理模式必须联系今日从汲取控制型国家到公共服务型国家的转型，才可能起作用。然而，20世纪早期地方自治和由地方推动的公共服务先例，以及毛泽东时代的国家+地方参与模式（起码部分源于旧有的简约治理传统），排除其过度"全能"弊端，仍然值得借鉴。民众参与和控制关乎地方利益的项目，有可能会推进近几十年来被市场经济原子化了的社区纽带的重新建立。考虑到小农经济和村庄将长期存在，简单地依赖西方科层制化的福利国家模式，不见得能够解决政府转型中的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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