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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倚权霸占。因掌握某种权力，受到社会上常见的“权色交易”思维惯性的驱使，不管处于弱势、有求于己的当事人或其家属是否真正愿意，强行对其实施奸污占有。阜阳中院原刑一庭庭长巫继成、[14] 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人民法院法官肖某强奸“小姐”案[15]等案例展示的就是此类丑剧。
2 官员暴力犯罪的特点
现有案例表明，官员暴力犯罪正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2．1从基层官员到地市、省部级官员广泛卷入，犯罪官员级别越来越高
上世纪90年代以前，鲜见媒体报道官员暴力犯罪的案例；自1994年陈锦云（正处级）雇凶伤害案以来，县处级官员暴力犯罪似乎已经不是什么重大新闻，厅局级（杨锦生、李长和、周其东、尚玉和等）、甚至省部级（吕德彬、段义和）官员不断加入暴力犯罪行列，使得官员暴力犯罪呈现“高官暴力犯罪”之征兆。
2．2官商或官黑结合的作案模式
除了少数案件犯罪官员赤膊上阵以外，官员暴力犯罪往往不劳官员打架，或亲自雇凶完成，或由他人（有钱的老板或有权的其他官员）雇凶代劳，表现为“官+凶”、“官+商+凶”、“官+官+凶”等官商或官黑结合的作案模式。
2．3作案手段残忍，犯罪行为具有一定的恐怖性
官员暴力犯罪多为杀人犯罪，或者为剥夺犯罪对象及其亲人的生命而为的纵火、爆炸犯罪，即便故意伤害，往往也是硫酸泼身，作案手段极其残忍；甚至在省会城市“济南市建设路的一汽车站旁”[16]这样的闹市区实施爆炸，犯罪行为具有明显的恐怖性。
2．4暴力犯罪往往具有贪污受贿或生活腐化等权力腐败的背景或起因
无论是李长河雇凶杀害举报人案，还是周其东、段义和雇凶杀害情人案，亦或是吕德彬雇凶杀妻案，犯罪官员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本身具有贪污受贿等违法腐败行为。
2．5政法委、公检法等从事政法工作官员的暴力犯罪并不少见
主管党委政法工作（如李长河、周其东）或从事法律工作（如公安局长梁冠中、反贪科长王俊平、法院庭长巫继成）并没有为这些官员带来半点法律信仰与法律意识。在官员暴力犯罪当中，法律官员或司法官员的暴力犯罪占据相当的比例。
2．6周密的计划性
与当年黄克功逼婚杀人案可能存有的“激情犯罪”因素（黄本人曾有过被害人刘茜“恶言出口”、自己“受痛苦与刺激过大”的自我辩解[17]）所不同的是，现阶段官员犯罪往往事先精心策划，人员、工具配备充分，犯罪目的明确，表现出周密的计划性。
2．7影响极为恶劣，非短期正面宣传可以消除
为了践行“三个代表”、保持党的先进性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障人权、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构建和谐社会，党和政府作了大量努力，各级宣传部门也积极配合“以正面宣传为主，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的主旋律”，[18]积极进行正面宣传，维护安定团结、和谐发展的大好局面。但是，一起起“官杀”、“官烧”、“官炸”的官员暴力案件，一桩桩血淋淋的犯罪事实，必然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其负面效应绝非广大宣传工作者殚精极虑的努力可以消除。长此以往，必然严重玷污党和政府的光辉形象，从根本上动摇广大群众对党和政府应有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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