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调解的盛行，既是司法危机的表现，也是司法危机的一种解决方式。审判程序的繁琐低效、费时费钱，驱使涉诉各方选择调解解决，这表明作为实现司法正义最佳和最终途径的审判已不敷现实需求。面对“昂贵”的审判，涉诉各方的经济理性战胜了对“正义”的渴求。从这个角度看，选择调解也是对司法危机的化解。对法官而言，他面前可能积案如山，能无须审判即迅速地结案，这是他乐于见到的，在法律规则非常完备的前提下，大多数案件可能都无关“正义”之宏旨，而更多涉及利益之争，因此通过调解解决纠纷，也不至于太偏离司法公正。从原被告的角度，经济考量始终是第一位的，如果审判的边际成本超过了诉争的利益，其自然会考虑其他方式。似乎只有律师会偏向于审判，但过于繁琐的程序、过于发达的诉讼技术、过于激烈的对抗，也使司法拳台上的拳手产生厌倦。只要想想审判前无所不包的证据开示（下文将有阐述），就令人望而生畏。而调解可能仅仅进行很小范围的证据开示即可。如果通过陪审团审理，则一般要说服12个陪审员中的8个方为胜诉，想必也不是一件易事。这对注重对案件的“控制”的美国律师来说，肯定是很费思量的。从收取律师费角度，如果耗时多年后败诉，尽管不影响高额收费，但对律师声誉毕竟是不利的。
　　笔者参加的调解会议，相比于国内的调解，气氛是非常轻松的。调解员由当地一名资深律师担任。调解员用轻松的开场白调节气氛，没有记录员，显得很不正式。最主要的甚至可以说唯一的目标是如何settle这个案子，即达成和解。所以调解员并不强调查明事实，其列出本案争点后，也进行事实调查，但一旦双方对某一事项有争议，调解员并不引导展开，而是转入下一事项。调解员也不注重双方对法律观点的争论，一旦双方有所争论，也不引导展开，而转入下一事项或议题。经过几轮面对面、背靠背的会谈后，没有达成和解。调解因此没有成功，下一步，要么是继续调解，要么是走向审判。
　　可以看出，调解恰好与审判相反，很不正式，很不注重形式，而只注重结果，即能否达成和解，律师也没有进行多少专业性的交锋。这也正是调解被人诟病之处，即：调解使社会规范“非法律化”，使律师非专业化，使法律程序非正式化3。
　　但调解程序也体现了社会主体对私权的充分自治，而这是完全符合法治精神的。经济理性驱使涉诉者远离昂贵的审判，这是成熟法治社会的普遍现象。而且，正如下文所述，审判程序及其规则，也始终在约束、规制着调解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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