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我们一直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殊不知此种人文教育须放在民族的文明基础、文明背景之下，方能获得持久的教育效果。人文教育的一个重点是文化的传承。一个国家建设的基础是人民的热情；人民的热情在较高层面上源自对自己国家的热爱；而这个爱国主义情怀来自于对自己光荣的历史与灿烂文明的自豪感；进一步说，爱国主义情怀根本上根植于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对本国本民族文化的接受程度，所以说爱国主义教育必须“从娃娃抓起”。这就要研究“娃娃们”的心理形成过程。儿童文化心理的形成有两方面：一是言传身教，一是对实物的印象。前者因家庭而异，后者则是一种对任何人都平等的存在，所以，后者特别重要，因为青少年的形象思维先于理性思维，在一定的形象思维基础上才能产生理性思维。如果形象的东西是先民的创造，他们的形象思维就映现为民族的文明；如果形象的东西是西方的创造，他们的形象思维就反映为西方的文明。现在，我国的建设毁坏了大量的古代文明遗迹，儿童面对的都是现代建筑——并非中国人自己的发展结果，在城市形象上，一个城市与一个城市没有任何区别，青少年看到这些，是会更爱本国文明一些呢？还是更爱外国文明一些？以西式的实物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无异于缘木求鱼。
　　再次，还有一个“度”的问题，如果从洛克和亚当•斯密的观点中引伸，我们会得出一个结论：发展必有一个极限，这就是地球上土地的供给能力。越先用完土地，就会越早达到这个极限。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似乎是，一旦进入工业社会，就马上会进入“后工业社会”，而当人们的意识并没有“后工业化”时，社会问题就产生了。
　　最后，我们拆旧、求大，反映出的是一种“欠发达的”、不成熟的发展模式，大概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经济欠发达只是表象，内里是思维的欠发达，片面追求最现代的建筑、最整齐划一的城市布局，成本的考量往往放在最后，完全是一种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发展思路。许多旧房，除其历史意义外，从经济上说，也是进行改造最划算；再说建大楼，如果超出实际需要，必然形成浪费，其中还不包括未来高昂的维护费用。
　　如果仅从措施上看，我觉得河南省这样使用土地，充分反映了土地所有制改革的必要，必须使土地私有化，至少应明确个人承包的“永佃权”性质，使政府不能像现在这样廉价地获得土地，才能杜绝这种浪费。不过，在很长一段旅途中，我与赵晓海同座。途中又谈起了河南省土地浪费之事。晓海的观点颇让我感到新颖、很商业化，我觉得必须尊重，毕竟他比我懂商业。他说，让土地回归私有化不容易，可能会引起较大麻烦；问题的关键是要抑制政府行为，所以，最好的方法是给农民保留必要的土地，其他土地全部进入市场，使土地摆脱政府的操控，而土地完全商品化就会给使用者增加成本，土地的使用自然就会慎重多了。不过，我认为，如何进入市场，这可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最后一个印象就是，河南人很尊重传统。告别破败陈旧，河南农民现在比较富裕了，沿途的村舍都是砖瓦结构，26年前的土坯屋或“干打垒”基本不见了。26年前，河南产烟地的农舍总有高一个高二层的正方形烤烟房，现在大概没人再抽那种农家自烤的烟叶了，但烤烟房的型制依然保留了下来，不过变成了一间二楼小房子。远远望去，这样一间二楼小房似乎不太可能住人，或者干脆就是一种装饰？总算河南农民不忘本，也说明传统对现代的一种影响。想起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参考消息》上读到，外国人发现中国晋、陕、豫等省农民仍用着两千年前的农具耕作，后来我也在这三省中见到了农民使用这些农具的景象，当时觉得真落后，特别是看到刚承包了土地的农民们在自己的田里用最简单的农具细心耕耘时，真觉得时间倒退到了远古时期，由此还对这种小农经济不以为然，至少我插队的京郊地区从未实际分过土地。这次在河南看到烤烟房的消失，却使我有些怅然——它们大概永远不会再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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