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不是说“理性爱国”不可能，但是作为一种情绪，“爱国”和宪政之间确实是存在着一定的张力。这种张力不仅体现在宪政和爱国的不同品性——爱国是一种义无返顾的热忱，宪政则要求我们精细平衡权利和权力、公平和效率、少数人和多数人的得失，而且还体现于不同的出发点和关注点。爱国主义不仅要求我们爱自己的国家，而且在我们这种历史环境下很容易流变为排斥外国经验的民族主义；宪政则将关注点放在国内的人权民生，用普适标准来衡量和评判我们自己的状况，并在需要的时候不惜借鉴乃至照搬别人的有益经验。如果爱国主义并不盲目拒斥宪政，那也就是“理性爱国”了，而五四运动告诉我们，理性和激情是不容易调和到一起去的。
既然整个中国百年宪政的成就寥寥无几，北大的贡献也就必然极其有限了。如果要数北大历史上对宪政贡献的第一人，这个人非胡适莫属。去年暑假造访台湾中研院的时候，我有幸看到胡适在《自由中国》杂志上的手书和许多倡导宪政民主的文章。用现在的话说，他是一个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事实上，他当时的言论远超过当今大陆任何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有人说胡适的学问很一般，这或许是事实，但不要忘记他不仅是一位忙碌的公共知识分子，还曾经是北大校长，而今天的校长们也是很少做学问的。而且在今天看来，校长和公共知识分子——这种结合是如此南辕北辙，何其不可思议；这种结合在当时的可能性，也更显得耐人寻味。胡适作为校长，尚能如此尖锐而公开地批评政府的所作所为，这不仅最精准地体现了北大当年的独立自由精神，可能也是今天的校长书记们可望而不可及的“彼岸”吧。而今天北大校园里有许多人的头像，惟独没有胡适的像，也同样是耐人寻味的。
今天，北大已不再是18岁的青年，而是110岁的老人了，比中国第一部
宪法（编者注：这里指1908年的《钦定
宪法大纲》）还长十岁。人老并不可怕，一所大学之老更是宝贵的历史资源。然而，我们因老而变得成熟了吗？我们的宪政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进步了吗？我看未必。我们可能失去了一些青年的热情和冲动，但只是变得更加老成、保守、踌躇、世故、势利甚至冷漠和麻木而已；毕竟，人在现实面前迟早都会变得更“现实”，像陈独秀那样死硬到底、直至被开除党籍的人是极少的。回到五四这个话题，宪政是需要智慧和理性的，但是推动宪政却需要爱国主义的那种激情。而且爱国是天然正确的，因而一般不需要特别的政治和道德勇气，甚至可以作为炫耀或泄愤的手段，而宪政虽然也不需要什么道德勇气，却往往面临政治上的风险；如果患得患失、周密计算，那么理性的人会选择“爱国”而非宪政。当然，今天追求宪政既无生命之虞，也不需要牺牲一切；它不再是疾风骤雨的运动，而只是点点滴滴的生活，但是它确实可能要求我们失去一些本来可以轻易得到的资源。在许多不经意的小事上，即便是热血青年也会发现他们面临理性选择。如果说在一个宪政成熟的国家，宪政可以通过不同人群的理性计算而得到维持，那么一个国家在走向宪政的过程中必然受制于种种既得利益的阻碍；宪政改革需要老百姓的智慧、知识分子的勇气、执政者的魄力，而狭义的理性恰恰是改革胎死腹中的诱因。似是而非的是，今天我们似乎反倒需要更多的激情——当然，是“理性”的激情。
我要对青年说的是，爱国和宪政当然不是顾此失彼的矛盾选择；今天，你们要用爱国的热情来推动宪政，因为只有虚心吸取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用你们的知识和抱负将中国建设成一个宪政国家，才算得上真爱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