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人治思想之辨正-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如此描述使得皇帝的权力看起来是绝对的，毫无限制的。但事实上，皇帝的权力并不比中国家庭中的家长大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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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有绝对权威的帝王很少真正实践手中的权力，他们很少成为真正的领衔角色，而显得无足轻重。
　　根据钱穆先生的研究结果，中国历史上真正的专制统治只有元、清两代，这两朝加起来也不过四百多年的时间，在一千七百多年的封建王朝时期不应当冠以专制统治的时期，这样看来，那种将人治思想与专制挂起钩来的说法实属荒诞不经。
　　二、人治思想亦提倡法治
　　（一）儒家也是法治主义者
　　儒家思想家强调“治人”，并没有忽视和否定“治法”，而是非常提倡法治。他们深知：徒法不能自行，同样，徒人也不能致治。
　　孔子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礼记•礼运》讲：“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
　　荀子云：“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
　　孔子本人不仅是贤人政治的倡导者，而且也是依礼法治国的鼓吹者。孔子要求全社会的人“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第十二》）对当时统治集团中违反礼制的行为，孔子也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八佾是天子之礼，季氏以卿行天子之礼，故而孔子认为不可容忍。孔子还作《春秋》，微言大义，以贬悖礼乱制的乱臣贼子。因此，从学说的层面上看，人治思想不认为仅有“治人”就可治国，并不主张人们（包括君主）可以无法无天，他们要求全体成员服从礼的规范，一切行为皆要符合礼的要求。从某个角度讲，人治思想非但不是法律虚无主义，反而是法律至上主义，只不过人治思想至上的法律是礼制而已。在我国学界持上述观点者也不乏其人。梁启超曾云：“儒家固甚尊人治者也，而其所以尊之者，非以其人，仍以其法。盖儒家崇拜古圣人者，谓古圣人为能知自然法，能应用自然法以制人定法也。故儒家者非持简单肤浅的人治思想，而实合人治法治以调和者也。”
　　儒家也是法治主义者这点非常重要，这也是它被封建君主接受为统治思想的原因之一。“治人”和“治法”是儒家政治哲学中的两翼，只不过儒家强调“治人”，即重视人的因素而已。把法律虚无主义的标签贴在人治思想之上的论者没有全面理解儒家思想家的言论，没有全面深入里了解这些思想家的全部语境，凭着对这些思想家的片言只语的了解外加自己的主观臆测，于是乎就炮制出人治思想排斥法治的天方夜谭。
　　（二）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
　　没有法治或随意践踏法治，一个王朝若想延续数百年，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并且，法律也不是有权力的人任凭一己的好恶肆意制定出来的。法律固然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但是统治阶级意志的根据和基础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的以自由和纪律为核心的行为规范。而人们的行为自由和纪律归根到底取决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客观需要。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 因此，中国的君主们若想保有江山，就不能肆意妄为，就不能向当时的经济条件发号施令。中国的君臣们从本国农耕文明和宗法社会的实际出发，建立了以隆礼重法、礼主刑辅为特色的传统政治法律制度。这是个法治的社会，上至天子，下到黎庶百姓，一尊于礼和法。例如，“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　商朝第四代天子太甲违反了居丧之礼，伊尹把太甲流放桐宫（汤之葬地），使其思过。再如，汉昭帝驾崩，无嗣，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与众大臣迎立昌邑王刘贺继承皇位，但不久霍光等三十六朝臣奏明太后以违反居丧之礼为由，废黜了刘贺，因而后世称颂霍光为“汉之伊尹”。宋朝有个皇帝违反制度立一个后妃，宰相李沆把诏书烧了。还有个宋朝皇帝违反制度，不根据宰相的建议书由宫内直接降出命令，被宰相杜衍退还了。在被史学家公认为最专制的清朝，其皇帝也受礼法的约束，比如，每年皇帝到国子监祭孔时，依礼必须向孔子像下跪叩头，然而他在佛像或道教神像前仅仅行鞠躬礼。一个宰相犯了罪的时候，他所受的法律制裁和一个农夫是一样的。拥有四海的天子尚且不能凌驾于礼制之上，士大夫以及庶民百姓自然也应服从礼法的约束。普通社会成员如果藐视礼法，违反礼制，无异于被社会所放逐，他们将因之在社会上寸步难行，甚至要付出生命的巨大代价。我们打开中国古代文学史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那些爱情悲剧的主人公往往因为他（她）们是礼教的叛逆者，如《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与焦仲卿；那些爱情正剧中的主人公因为先叛逆后回归礼教而获得蟾宫折桂、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结局，如《西厢记》中的崔莺莺与张珙。这个现象揭示了礼制对社会成员巨大的约束作用。在传统社会中，中国人生活在依礼法构建起来的上下尊卑有序的社会中，而不是生活在法律荡然无存、一片混乱的恐怖的国度里。即便是王朝末期的社会动荡，严格讲只是政局的动荡，百姓依然生活在一个有序的社会环境中。“余生前清光绪乙末年，后甲午战争一年。六岁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京师。十一岁光绪卒，十七岁辛亥革命，余此十二年间，亦已稍有知识，至今尚多能追忆。要之，政府动乱于上，而社会仍安定于下。固是疆土辽阔，中央与地方疏隔不亲，而社会风气亦有种种作用，敬老尊贤乃其一端。” 举世皆言晚清是一个国运多舛、动荡不安之秋，钱穆先生作为那个时代的亲历者提出了政局动荡于上，然而社会安定余下的观点，说明中国传统礼制能够营造一种超稳定的社会秩序，其秩序形成机制颇为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