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人治思想之辨正-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由此可见，国家的确需要贤人来治理。人民在一个国家生活犹如乘船远航，自人民踏上国家这艘航船时，他们的生命安危、幸福安康全部系于这艘航船。而国家这艘航船并非人人都能驾驭，只有那些饱经风浪历练，具有精湛的航海技术且在遇险时能最后离船者才能堪当此任。如果仁者掌舵，俊杰在位，则乘风破浪，履险如夷；若夫奸佞当道，小人得志，则触礁搁浅，险象环生。这就是人治思想之精义所在，古今中外政府官员的选拔与铨叙制度体现了这一精义。当今西方国家的民主直选制度选与中国古代科举选拔官员的制度，虽然程序设计不同，但其用意皆在获取贤才。
　　（三）贤人政治观着眼于整个执政团队
　　儒家主张贤人政治，但从来没有说仅靠一个或几个贤明的领导人就可治理国家，也没有说把一个国家的命运、国家的安定与繁荣完全寄托于最高统治者本人的贤明上。荀子说：“故明主急得其人，而暗主急得其势。急得其人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势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劳于索之而休于使之”（《荀子•君道篇第十二》）唐朝著名政治家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更加明确发挥了荀子的思想，“总此十思，宏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并用，垂拱而治。何必劳神苦思，代百司之职役哉？”，荀子和魏征都明确指出，君主的急务是发现并任用各种贤才。从中国政治发展史看来，在王朝更替、群雄逐鹿的时代，拥有量最多、质最高的人才的政治军事集团将最终问鼎中原，屡至尊而制六合；压抑人才、人才外流的政治军事集团将最终烟消云散，俯首系颈为阶下囚。在王朝强盛的时代，野无遗贤，明君周围聚集了各种各样的贤能之材，可谓群星璀璨，贤士们认为身逢盛世不出来施展抱负有愧于伟大的时代。《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中“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这些委婉的诗句背后不是跳动着诗人兼济天下、急于为官一颗热心吗？一个王朝的衰亡，最重要的原因是谄佞当道，遗贤遍野，用屈原的话说，便是“贤不必用兮，忠不必以”、“鸾鸟凤凰日已远兮，燕雀、乌雀巢堂坛兮”。故而，求贤若渴、礼贤下士成为中国传统政治中一个优良的传统。历代颁布的求贤诏书即为一个生动的例子，我们估举曹操在建安十五年颁布的《求贤令》：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何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特示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公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正因为我国传统政治思想中有注重任用贤才的思想，所以我国历朝历代都重视选拔人才的法律制度的建设，最终在人类历史上率先确立了科举取士制度，成为当代西方国家文官制度的滥觞。自从隋朝科举取士之确立后，通过严密的考试程序，在政府的主持下从社会各个阶层选拔出精英人才，组成执政团队，有效地运转着庞大的国家机器，我国历史学家钱穆先生称之为“士人政府”。值得一提的是，我国传统社会提倡等级制度，但是上下等级没有世袭化，这一点与中世纪西方等级社会最大的不同，一大批出身社会下层的寒士可以通过自己勤奋苦读、金榜题名而进入上流社会，相反，原属较高等级的成员也会因法定的原因沦落为下层。如，汉朝名将卫青成名前是贵族的一个家奴。范仲淹、欧阳修俱出于贫寒之家而最终位列宰辅。这一点连十九世纪美国驻华外交官何天爵也看出并大加赞赏：
　　从某个角度讲，这些爵位可以世袭，但是很快就会消逝。因为朝廷规定每一代人要依次降级世袭爵位，即使皇室成员也不例外。笔者曾多次雇用了一位小工。他的家族与皇帝有血统联系，曾经被赏赐佩戴黄腰带；现在他是一名泥瓦工，每天赚六美分工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