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了国际法的本质，就不难理解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由国家主权原则所决定，“国际法”秩序不能“自动地”在国家内部适用。在当代，已经罕有学者坚持“一元论”[１０]了。“一元论”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秩序是统一的，国际法因此当然地在国内具有效力。但是，尚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实践中能够贯彻一元论。“一元论”的思想基础大约来自于古代的神学以及后来的自然法思想。神学与自然法认为，法是某种超然的存在，是神的意志或者自然的法则，因此，神的“法”或者自然的“法”当然是统一的，不容凡人分割[１１]。相比之下，“二元论”[１２]更符合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本质。多数西方学者也持“二元论”观点[１３]。“二元论”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系统是彼此独立的，因此国际法规范要在国内发生效力必须经过国家的“认可”或者“指令”。“转化说”[１４]就是以二元论为基础的，它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将某个国际法规范“转化”为国内法规范，转化以后的国内法规范与原国际法规范虽然在内容上是相同的，但是分别属于国际法与国内法，彼此的效力范围仍然是清楚的。
二元论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对“强行法”[１５]的国内效力的认识上。有学者认为，国内法的效力级别低于强行法[１６]。笔者认为，对这个命题要从两方面分析。首先，对于什么是强行法，尚未有一个公认的定义，相应地，强行法究竟包括哪些国际法规范至今是一个谜。如果说国家主权平等属于国际强行法（这大约是没有问题的），那就等于说，没有任何的国际“强行法”能够违背国家主权。即使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宣布某个国家的法律因为违背强行法而无效，也只能意味着该国的国内法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承认，然而在该国内部，该法律仍然是有效的，除非国家共同体剥夺了该国的立法权与司法管辖权，倘若这样，不就正好违背了“国家主权平等”这一强行法原则吗？因此，“强行法”不是否定二元论的依据，不能笼统地认为强行法的效力级别高于国内法。
其次，在研究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时，对“国内法”也要作进一步的划分。在国内法中，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它不仅是制定一般法律的依据，而且也规定了其自身与国际法的关系[１７]。因此西方学者在考察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是，首先是研究国际法与
宪法的关系。笔者认为，在国内法中，任何国际法规范的效力均不得高于
宪法的效力。换句话说，即使国际强行法也不得对抗宪法[１８]。这与
宪法本身是否与强行法的内容要求相吻合则是两回事。这是因为国家虽然享有独立主权，但是国家也不可能置国际共同利益于不顾，因此立法者在确立
宪法的内容时，客观上必须考虑国际法上的一般法律原则，这就是对国家的客观“强制”或者说
宪法的客观成分。但是这种客观强制并不是否认
宪法权威的依据，原因在于一旦
宪法内容确立下来，即使其个别规范违背国际法，在立法者没有修改该规范之前，它在国内就是有效的，至于其他国家是否承认，则不影响其国内效力。例如，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就应当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法规的要求来完善国内的立法。但是现行的法律在修改之前，它在中国境内仍然有效的法，人民法院也不得以国内法与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相抵触为由拒绝适用国内法[１９]。当然，中国为此违背自己的国际条约义务所应承担的国际责任则是另外一回事。不过，正如德国学者所指出，不能过高地估计一元论或者二元论在实践中的意义，国家在对待国际法规范时，并没有固守某个理论，而是采取了灵活的态度[２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