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法中，人的形象是“植根于启蒙时代、尽可能地自由且平等、既理性又利己的抽象的个人（abstrakte Einzelmensch），是兼容市民及商人的感受力的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 [20]这一人的形象，决定了民法的价值判断必然以个人为本位，以权利为本位：所谓以个人为本位，是指“个人是主体，一切从个人意思为出发点”；所谓以权利为本位，是指“一切以权利为出发点”。 [21]近代民法崇尚个人自由与尊严，在民法理论上实际将人（Person）、权利主体（Rechtssubjekt）、权利能力（Rechtsfaehigkeit）三者等而视之 [22]；近代民法学者也鼓励、激发个人的权利意识、强化个人的权利意志，耶林高呼“斗争是法的生命”，认为个人“为权利而斗争是对自己的义务”，是“对社会的义务” [23]。这一人的形象也决定，民法学语言必然以“权利”为核心词，民法理论体系的传统构造也必然围绕“权利－权利主体－权利客体－权利内容”为线索。在这一图景下民法所关注的，惟个人的权利、个人的利益与个人的行为自由。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民法语言尚无“环境”观念，更无“环境损害救济”观念，侵权法的功能只以填补个人损害为唯一要旨。
　　但在环境法，民法视野中这一人的“经济人”形象被颠覆。在理论上，西方的环境学家在环境法理论形成初期，作为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否定，就曾提出过多种“以生态为中心的价值观”，如动物的权利论、“盖娅”假说、生命中心主义的自然观等等。在立法方面，各国都径自高扬“可持续发展”大旗，直接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环境法的立法目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人类的经济活动和改造自然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能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基于此种价值观，环境法已经不可能故步自封于民法“兼容市民及商人的感受力的经济人”的眼界，环境问题的解决也必然超越传统民法通过“意思自治”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由此可见，环境法与民法采取的乃是两种对立、冲突的价值判断准则。
　　（四）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分别采取两种不同的理论范式
　　环境法学与民法学有不同的问题意识，有不同的历史视域、世界图景、价值规范、思维方式——归根结底，二者体现了两种不同理论范式的差异：个人主义理论范式与整体主义理论范式的差异。
　　所谓“个人主义”，《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定义为：
　　“一切价值均以人为中心，即一切价值都是由人体验的（但不一定是由人创造的）；个人本身就是目的，具有最高价值，社会只是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一切个人在某种意义上说道义上是平等的……任何人都不应当被当作另一个人获得幸福的工具。……所有的个人主义者都认为政府干预人们生活应当保持在最小限度；政府主要职能以维持法律和秩序，防止个人对别人的干扰，和监督执行自愿缔结的协议为限。……个人主义也指一种财产制度，即每个人（家庭）都享有最大限度的机会去取得财产，并按自己的意愿去管理和转让财产。” [24]
　　个人主义是西方价值观念的思想基础，贯穿于西方价值观念体系的各个方面，体现了西方价值观念的根本性质，民法也无例外。民法的精神、思想、思维方式都深深载荷个人主义的烙印。两者都强调，在个人与整体的关系中，个人是本位，或者说个人是始点、核心和目的，国家和社会的使命就是要保护个人的权利；两者都主张，人们有决定自己生活和前途的自由和权利，个人的一切由个人自己负责；两者都认为在所有的权利中，自由、平等是最基本的权利，因而国家和社会的最高使命就是要保护个人自由、平等的权利。
　　与此相对照，环境法学采取的是整体主义理论范式。整体主义有不同于个人主义的观点、价值和思考方式：在个人与他人关系上，整体主义认为“个人主义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各种问题的根源”， [25]人的存在不是原子样的绝对独立的个体，个人只有在整体的环境中才可以被理解，人乃“关系性的存在”，为此要超越个人主义；整体主义认为，为他人的利益、为整体的利益（社会、整体、国家）工作，就是为自己工作。 [26]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整体主义认为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的两个部分，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呼吁人类停止对自然的掠夺和侵略。 [27]其实整体主义与环境法理论范式的一致并不是偶然。整体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的一种思潮，其产生就是对现代社会经济至上观念、民族主义、消费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其产生的重要现实基础之一即是全球范围内环境问题的日益恶化，其内在精神与环境法暗合，互为印证。在目前法学界确立的一个基本命题，即认为“环境法是社会法”，认为环境法“关注社会公共利益、保障基本人权”，认为环境法“代表整个社会和整个人类的利益”，系为“一般社会福利而立法” [28]——这都表明环境法学所采取的，乃是建构性的整体主义理论范式。

第 [1] [2] [3] [4] [5] [6] [7] 页 共[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