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宪政反思-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一、中国宪政历史的考察
　　反思中国的宪政，还是要从宪政在中国的历史说起。这就是百年前宪政在中国缘何而起，而宪政又给百年的中国带来了什么？
　　先说宪政的缘起。
　　始于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出乎中国人的意料以“英夷”的胜利，中国的割地赔款而结束。此后，中国如处虎狼之中，在与西方及俄罗斯的武力冲突中节节败退。一向讲究“法治”的西方国家一次次用“条约”的形式，“平等”地瓜分、享受着侵略和征服中国所带来的利益。中国所面临的则是亡国灭族的危机。尽管时局如此，腐败的清王朝仍可以为自己的无能和出卖找到借口。历史上中原汉族政权被周边兴起的少数民族追逐、取代之事并不罕见。汉代以来“羁縻”、“和亲”、“土地换苟安”也屡见不鲜。清政府将鸦片战争的失利归为武器不精良，夷情不通达倒也顺理成章。于是便有了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想必当时的人们对“夷技”的期望决不会亚于后来人们对宪政的期望，洋枪样炮成为中国人“制夷”的寄托。但事与愿违，1895年的中日甲午海战使中国人的颜面丢尽。这年的二月，经洋务运动首领李鸿章精心打造了十六年，号称最精锐的中国海防部队北洋水师在威海卫坐以待毙，向日本水师投降。清政府“武器不精良，夷情不通达”的借口随着这场令中国人痛彻骨髓的惨败而不攻自破。论武器，在近二十年的洋务运动中，中国的军事装备在亚洲依然位于前列，即使与日本相比也不逊色，北洋水师的装备与应有的作战能力更让国人放心：西式的装备、西式的建制、西式的训练。吃尽近代西方“炮火”文明苦头的中国终于也有了“坚船”和“利炮”。可惜的是“应有”并不等于真实的实力，在甲午海战中，人们不仅没有看到中国水师对日军应有的回击和鏖战，甚至连以往以弱击强的惨烈和悲壮也没有看到。被李鸿章称为“训练有素”的将士一次次用“乞生”的方式要求水师首领丁汝昌投降，丁汝昌在反击、沉舰的命令俱被抵制的情况下自杀身亡，而北洋水师在国人的眼皮下想日军缴械投降。甲午海战说明失去灵魂的“坚船利炮”甚至不如传统的长矛大刀。论夷情，日本不同于欧美。至清晚期，中国与日本的交往早已逾千年。历史上的日本对中国而言，无异于一个海外属国。在漫长的交往中，中日虽然也时有冲突磨擦，但其主流则是友好相处。日本一直以中国为师，典章制度、衣食住行无一不仿效中国。
　　甲午战争对中国人的震撼远非近代以来的其他战争所能比拟，昔日纳贡称臣的日本以一弹丸之国击溃了天朝大国海防，并迫使清政府割地赔款了结战争。此时此刻，国人才切实感到亡国灭族的危机迫在眉睫。究竟是什么葬送了北洋水师？又是什么使大清军队即不敌西洋，又不敌东洋？面对如此的败局和国人的愤慨，清政府中以慈西太后为核心的实权派“后党”再也无法以装备、夷情为自己的无能开脱诡辩。就是后党这一时无奈的哑然失声，却开启了早已蓄势待发的维新立宪思潮。
　　再说宪政的历程
　　其实早在甲午战前，西方的宪政制度就为中国的有识之士所关注。当朝廷在为鸦片战争惨败寻找借口，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将欧美视为往日夷狄时，一批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开明官僚士大夫却清醒地认识到了国破族亡的危机，他们将目光投向世界，“喋血饮恨”，著书介绍世界之情形以唤醒国人。于是，19世纪的四、五十年代出现了一批介绍、研究世界的译著及著作。囿于传统，这批中国最早的睁眼看世界的仁人志士虽然期待着有朝一日西人也能“沾儒圣学，勉作异域循良之民。”（3）但是，当时他们著书的直接动因则是让同胞了解世界，知己知彼，以抵御外侮。集时人研究、翻译大成之作的是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和魏源的《海国图志》。徐、魏之作不仅一一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风俗、人情，而且对欧美的政治制度大加赞赏。徐继畲称赞英国有“爵房”与“乡绅房”（即上下两院），国有大事“王谕相，相告爵房，聚众公议，参以条例，决其可否。复转告乡绅房，必乡绅房大众允诺而后行，否则寝其事勿论。” （4）魏源称赞美国“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洵同。”（5）不难看出，徐、魏二人所盛赞的“聚众公论”也好，“舍独洵同”也好，都触摸到了宪政的宗旨，对传统的制度与观念构成了颠覆性的挑战。中国东邻日本，明治维新得此二书之力甚多。19世纪的后半叶,中日关系的变化确实富有戏剧性：先是日本通过以往的保护国＿＿中国的学术思潮而了解世界，并转而效仿西方，变法图强；后是中国被强大起来的日本击败，被迫放下天朝大国的架子，转而效仿昔日对中国称臣纳贡的日本，并企图以日本为桥梁而学习西方。总之，维新、立宪的思想在近代中国绝非发于一朝一夕，只是由于传统的中国一向以权力为核心，在未得到朝廷认可的情况下，思想的传播、观念的流行、学术的影响都会受到种种限制而作用十分有限。１８９５年前，宪政在日本已经取得实效，而在中国不仅实践中不见宪政踪迹，就是思想的传播也十分局限，在社会上难以引起共鸣。尽管有识之士奔走呼号，尽管君主立宪已经使日本焕然一新，尽管在与英、俄等国的作战中一败涂地，但在中国人看来，谈改变“国体”则为时尚早。从这一意义上说，甲午之战确实是中国宪政的催生剂。这一战证明了宪政虽发端于西土，却也能适用于东方。日本以弹丸之国而胜中国似乎还证明了：国不在大小，维新立宪则强。对日本的刮目相看，终于使宪政由一股学术“思潮”变为波及全社会的维新变法运动。但也就是从此时起，中国人不得不抛弃了往日的自信与安逸，走上了千年未曾有过的国体改革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