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制度变迁过程就是改革、发展和稳定这三者关系不断协调的过程，对于前两者，经济学界已经讨论得很多了，而对于稳定的研究则被看作是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范畴而被经济学界所忽视。对于政府来说，稳定首先表现为政治秩序，用官方语言来说，就是“稳定压倒一切”，“中国不能乱”。从总体上来看，中央决策者对稳定的政治秩序的偏好是强于对发展和改革的偏好的，虽然发展被定位为“硬道理”，但稳定却是前提，是第一位的，尤其是在发展速度问题上，中央决策者越来越表现出“宁可慢，务求好”的态度。发展是稳定的函数，并为政权稳定提供合法性基础；稳定也是发展的函数，它为发展提供秩序环境。在规范秩序中求发展将越来越成为转轨国家在发展观上的共识。回顾中国的改革史，虽然也不断出现“放权——收权”、“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收就死”的“活乱”循环和经济发展的政治周期（经济发展与经济政策有高度相关性）现象，但是在动态中求稳定、在动态中求秩序、在秩序中求发展一直是贯穿中国改革的主线，围绕这一主线而进行的政治改革、法律改革、经济改革在秩序治理中发挥着综合作用，只研究经济改革而不涉及政治约束和法律约束，难免会有“坐井观天”之见。从秩序治理的角度来理解制度变迁过程，将使转轨经济的研究者的眼界不仅仅停留在激励机制的设计上，而是还包括合同的执行，即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秩序；不仅仅是将转轨看成一种赋权过程，也看成一种责任分担机制和对违规者的惩罚机制的建立过程。对于现代转轨经济国家来说，它使人们认识到经济转轨不仅仅是从集权到分权、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更是秩序治理结构的转变，即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而在理解秩序治理结构的转变过程中，政府的法律改革措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理论视角。对这种改革模式的实证观察将能为法律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甚至主流经济学提供新的知识源泉。
　　
【注释】作者简介：张建伟，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11] 威廉姆森.治理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和意义[A].[德]菲吕博顿，瑞切特.新制度经济学[C].孙经纬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12] Stiglitz， Joseph E. The Inefficiency of Stock Market Equilibrium[M].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82.　
　　[13] [美]史普博.管制与市场[M].余晖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4] [美]施蒂格勒.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M].潘振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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