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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观点在实务界也得到了反响。比较典型的是美国1964年桑都那公司诉联邦贸易委员会案的判决。桑都那公司是一家生产地毯的小型企业，在其销量急剧下滑时，其发现让销售商独占某一地域，“促使销售商处理产品和广告、推销产品和使公司处于良好的经营环境是很重要的”。联邦贸易委员会禁止其这项行为，但上诉法院撤销了此项禁令，认为“采用独占地区销售的做法对于小型的制造商（销售量不到某行业5%的厂商）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41]
6、使不同品牌之间的竞争得到加强
如前所述，纵向地域及客户限制协议往往意味着商品分配的改善，因此可以使销售商得到更多的盈利，故在此情形下，特别是在上下游市场均处于竞争市场的环境中，“只要能找到愿意进行必要投资的有竞争能力的销售商，新的制造商就会进入竞争市场”[42] ，更多的纵向地域及客户限制协议会在不同的生产商和销售商之间得以签订，从而有力推动不同品牌的销售竞争，外国商品、新商品会更方便的进入。这无疑可以扩大消费者的选择和消费者福利的提高。
在美国，法院很早就会“仅仅因为认为案件涉及的行业中不同品牌的产品竞争是非常有效的”而允许纵向地域限制行为，如1963年的快速工具公司诉联邦贸易委员会案。[43]
但更为经典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1977年的“大陆电视机公司诉希尔法尼亚公司案”（Continental T.V., Inc. v. GTE Sylvania, Inc.）。[44] 该案甚至对整个非价格性纵向限制行为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该案中的希尔法尼亚公司是一家电视机生产商，在美国的电视机市场约占1-2%的份额，它通过特许协议将产品直接卖给一些小零售商，包括原告大陆电视机公司。协议规定零售商可以将产品卖给任何对方或消费者，但公司保留一项权利，即决定零售商只能在指定地区设立营业场所。原告由于将营业场所搬到被告指定场所以外的地区而受到了被告的惩罚，因此起诉要求法院宣布该协议无效。
初审的地区法院认为该地点条款和地域限制相同，因此根据Schwinn案[45] 判决其自身违法。第九巡回法院推翻了该判决，认为地点条款和地域限制具有实质性差别，应当按照合理分析规则论处。
联邦最高法院支持了第九巡回法院的观点，指出，对客户和地域的限制并不总是缺乏“任何有利的价值”，因而应当按照合理规则处理。“新的生产商为进入市场可以使用这种限制竞争的方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有能力和有进取心的销售商为销售产品而投入资金和劳动。现有的生产商也可以使用这种方式来鼓励销售商的推销活动，鼓励它们提供服务或者修理业务，这些对于它们产品的推销是非常必要的”。这里法院认为的有利价值体现在通过下列方式促进品牌间的竞争，即（1）使得生产商在产品销售中实现某种效率；（2）通过允许地区独家销售或者取得特定的客户，获取称职和有进取心的零售商。
联邦最高法院着重分析了不涉及价格固定的纵向地域及客户限制行为可取的目的和可能的有利效果后，认为尽管内部竞争必然减少了，但协议中的划定地区条款（location clauses），即各个零售商协议只在特定的地域销售以保护不同地域的销售商并不必然违法，该案应当适用合理原则。而且该条款通过限制同一品牌销售商之间的竞争（intrabrand competition），使得不同品牌的竞争（interbrand competition）成为可能，并在相当程度上加剧了竞争，即同一地域中的销售商和其它供货商的独家销售商的竞争。因此，总体上消费者将从这种竞争中受益。
联邦最高法院在本案判决中指出：Schwinn案的判决没有区分不同品牌的某种产品在所有竞争者间的竞争和同一品牌的某种产品在销售者之间的竞争。而在本案判决中，这两种竞争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和区分。Sylvania案的判决意味着，考察纵向地域及客户限制协议在推动品牌间竞争的影响，比考察其对同一品牌内竞争的影响“更重要”[46] 。
联邦最高法院还进一步指出，被告可以寻求更有效的销售方法，只要可以导致不同品牌之间的竞争得到加强。
这一观点也得到了美国国会的认同。1971年起，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对可口可乐公司和培普赛公司等八家大型软性饮料生产商的地域限制行为提出了指控，认为其违反《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五条的规定。而被指控的做法,以可口可乐公司为例，主要是对装瓶权利的特许，和对装瓶厂安排独占的销售市场等。双方司法较量长达数年，但最后，在上诉审期间，美国国会通过了1980年《不同品牌软性饮料竞争法》（The Soft Drink Interbrand Competition Act of 1980），规定只要“这种产品在有关市场和各个市场上与其他同样种类的产品进行了实质性的和有效的竞争”，那么在软性饮料行业的装瓶和销售中所采取的地域限制的做法就可以不受反托拉斯法的管辖。于是，联邦贸易委员会撤销了对各家公司的指控，上诉法院也撤销了相关案件。[47] 此案在本文第三部分还有进一步的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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