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强制性调解对公正司法已经构成了严重的冲击，它的存在可以通过见诸报端的违法调解来验证。在正常的社会，纠纷公平解决的最低要求是结果的“合法律性”，当调解协议的“合法律性”都没有做到的地方，必然有更多的表面合法而非公平的调解协议产生。而且由于调解协议是当事人表面上自愿达成的，它的违法性常常被掩盖。考虑到这些因素，见诸报端的违法调解案例就只是九牛一毛[39]。最高人民法院曾经作出司法解释，规定“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人民法院如果发现确有错误，而又必须再审的，当事人没有申请再审，人民法院根据
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精神，可以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40]。这一司法解释的出台也表明违法调解协议不是个别现象。
2. 强制调解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司法的根本任务是通过裁判明确权利的归属并保护它，任何其他相关的考虑都必须服从这一最高原则，即使是社会效益、社会和谐也不足以同它抗衡。但是，强制调解侵犯公民两方面的权利，一是程序性权利，二是实体性权利。公民的程序性权利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诉权，二是诉讼中的程序权利。诉权就是请求法律救济的权利，是启动与延续诉讼的权利，诉权的内容有起诉权、上诉权、反诉权、申请再审权以及申请
宪法解释权和刑事自诉权等等。〔13〕我国调解自愿原则的
宪法依据是
宪法所保障的诉权，它所宣示的是“诉权神圣”原则。强制性的人民调解首先就违反
宪法，它阻断了公民走向法院的权利[41]。而在法治国家，这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没有它，公民就不成其为公民。至于法院的强制调解，则不但侵犯了原告的起诉权：起诉的目的是请求法院的审判，而不是调解(当然不排斥当事人自愿接受调解) ；而且侵犯了被告的应诉权；由于不许反悔的规定，它还侵犯了双方的上诉权、申诉权等一系列诉权，包括当事人通过检察院的抗诉行为承载的诉权。
调解与判决的实质区别在于权力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判决是权力意志的产物，而调解协议则是双方当事人的合意。一个强制性的调解协议只有“合意”的面纱而具有“权力意志”的实质。由于它在形式上是调解，因此它规避了权力行为(判决)的程序。它侵犯的是公民应当享有的诉讼程序权利。例如：申请回避的权利、举证、质证、辩护的权利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