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5月22日，以胡适为核心，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等人再度汇聚在一起，创办了《独立评论》周刊。胡适在发刊词中指出：“我们叫这个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该刊具有自由主义倾向，提供西方民主政治，反对独裁专制和文化复古主义。最高发行数达1.3万份。1936年底因著论反对日本策划“华北政权特殊化”，一度被迫停刊。1937年4月复刊，同年7月18日终刊，共出244期。胡适先后共为其撰写了1309篇文章。l930年代前期，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就民主与独裁问题上展开了自由主义的论争。张太原的新著《＜独立评论＞与20世 纪30年代的政治思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2月版）对于胡适在《独立评论》中的独立精神加以肯定。立论基于三点：“20世纪30年代，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统一思想’的年代，三民主义被规定为‘唯一正确’的思想，以政权的力量强制灌输给民众。但是，‘统一思想’的举措并未改变多元鸣放的局面，特别是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三民主义三大思潮鼎立的格局。……第一，自由主义者并未与三民主义文化相妥协。……第二，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会通。……第三，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并非紧张。” [34]
1933年1月胡适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2月，胡适被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除名。“民权保障同盟的创立，蔡氏未必完全不知来由而‘被人利用’，他与左翼人士的接近显然有不满当局欲与抗争的意味。胡适则不同，他自然是热心人权的人，然此时他更强调‘法制’，甚至常常为‘国家’设想，他称保障民权是法律问题而非政治问题，一开始即与左派人士相左。” [35]对于民权理解的差异，是胡适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决裂的根本原因。
1934年胡适发表《信心与反省》一文。其文曰，“我很高兴我们的青年在这种恶劣空气里还能保持他们对于国家民族前途的绝大信心。这种信心是一个民族生存的基础，我们当然是完全同情的。可是我们要补充一点：这种信心本身要建筑在稳固的基础之上，不可站在散沙之上，如果信仰的根据不稳固，一朝根基动摇了，信仰也就完了。”进而，他指出，“可靠的民族信心，必须建筑在一个坚固的基础之上，祖宗的光荣自是祖宗之光荣，不能救我们的痛苦羞辱。何况祖宗所建的基业不全是光荣呢？……反省的结果应该使我们明白那五千年的精神文明。那‘光辉万丈’的宋明理学，那并不太丰富的固有文化，都是无济于事的银样蜡枪头。我们的前途在我们自己的手里。我们的信心应该望在我们的将来。我们的将来全靠我们下什么种，出多少力。” [36]其文立论深远，反思中华文明与近代西洋文明，指出我们民族信心的根基在于学习借鉴西洋文明。
时至1935年6月21日，胡适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了题为《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的文章。他引用美国“展望周报”(The Outlook)总编辑阿博特(Lyman Abbott)的父亲的话：“自古以来，凡哲学上和神学上的争论，十分之九都只是名词上的争论。”他认为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实乃名词上的论争。他指出，“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沦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 我的提议的理由是这样的：第一。避免了"全盘"字样，可以免除一切琐碎的争论。……第二，避免了"全盘"字样，可以容易得着同情的赞助。……第三，我们不能不承认，数量上的严格"全盘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鄙见如此，不知各位文化讨论者以为何如？” [37]最后，胡适将其全盘西化论措辞为充分世界化思想，体现了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性！
“略有几茎白发，心情已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38]1938年9月17日，国民党政府颁发了“特任胡适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特命全权大使”令。对此胡适表明自己的立场：“吾从未担任官职，吾珍视吾之独立思想，因吾为人过去素知公开批评政府。但时代已改变，已无反对政府之余力，一切中国人应联合起来。”10月5日，胡适至华盛顿大使馆上任，27日向罗斯福总统递交国书，正式开始了其外交官生涯。使美任内，胡适通过频繁的讲演打消美国朝野置身于战争之外的孤立主义情结，并运用自己留学美国的经历和广博的学识，巧妙地周旋于美国政要之间，为中国坚持抗战赢得了美国的支持和援助，因而被人们誉为“书生大使”。 日本政界则对胡适将出任驻美大使感到惊骇，东京《日本评论》甚至出了一个“三对一”的主意，让以文学见长的鹤见佑辅、外交界的宠儿石井菊次郎、英语极好擅长雄辩的松岗洋右，三个人联合起来开展对美宣传战，以抵挡胡适的巨大影响。“作为学者和文人的胡适，不是战略家，更不是军事家，但他也有一套战略，概括起来也是两句话：和比战难，苦撑待变。他在许多场合，在许多文章、讲演、函电中，一再阐述过这两句话共八个字的战略方针(或日指导思想)。” [39]胡适的外交思想集中体现为八个字：和比战难，苦撑待变。这体现了胡适的和平主义的自由主义思想。胡适在四年大使期间，以公开演讲影响美国高层政治人物，体现了一代自由学人的书生外交的个人努力，对于国内的抗日提供了外交支撑！1941年7月胡适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发表英文演讲《民主与极权的冲突》。这是胡适自由主义言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文曰：“在这几段话里，冲突二字，有了定义；极权主义的挑战，碰到反击；参加战斗，已是义不容辞了。这是民主政治与极权政治的冲突，是自由与奴役的冲突，是由
宪法组成的政府与专制独裁的淫威的冲突，是人民自由开明的意志的表达，与对政党及‘领袖’无条件盲目服从的冲突。”他进而指出极权主义的特征：“极权主义的二十个重要的特征是：一、狭义的国家主义情绪，提高至宗教狂的程度。二、由一个军队般严格约束的政党，来执掌国家的政权。三、严厉取缔一切反对政府的意见。四、把超然的宗教信仰，降低到国家主义的宗教之下。五、“领袖”是—般信仰的中心，实际上，他也就等于一个神。六、提倡反理智反知识，谄媚无知的民众，严惩诚实的思想。七、毁灭书籍，曲解历史及科学上的真理。八、废除纯粹寻求真理的科学与学问。九、以武断代替辩论，由政党控制新闻。十、使人民陷于文化的孤立，对外界的真实情况，无从知晓。十一、由政党统制一切艺术文化。十二、破坏政治上的信义，使用虚妄伪善的手段。十三、政府计划的罪恶。 十四、鼓励人民陷害及虐待所谓‘公共敌人’。十五、恢复野蛮的家族连坐办法，对待这种‘公共敌人’。十六、准备永久的战争，把人民军事化。十七、不择手段的鼓励人口增加。十八、把‘劳工阶级对资本主义革命’的口号，到处滥用。十九、禁止工人罢工和抗议，摧毁一切劳工运动。二十、工业、农业、商业，皆受执政党及领袖的统制。”他进一步分析指出，“我认为民主政治与反民主政治的生活方式之间真正的冲突，基于两种基本的矛盾：（—）急进和过激的革命方式，不同于进步和逐渐改革的方式。（二）控制划一的原则、不同于互异的个人发展的原则。”文章最后，胡适得出结论：“最后，我认为真正的民主与极权的冲突，可以归纳为两种基本观念的冲突：第一，这种急进革命的方法，与渐进改善的方法之冲突，第二，这种企图强迫划一，与重视自由发展的冲突。为民主的生活方式和民主的制度而辩护，须对于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价值，具有清楚的了解，必须对于民主主义的迟缓渐进的改善的重要性，具有深刻的认识。进步总是日积月累的，如果个人不能自由发展，便谈不到文明。” [40]由此可见，胡适的自由主义的理性内核是重视民主，反对极权的，是倡导个性张扬，反对整齐划一的，是主张解放自己，反对泯灭个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