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1920年8月1日，自由主义的呼声第一次如此激昂的响彻在华夏神州的上空！这一天历史不会忘记，——胡适和蒋梦麟、李大钊、陶孟和、王文伯、张慰慈、高一涵等七位知识分子联名在《晨报》发表了《争自由的宣言》，《东方杂志》第17卷16号予以转载。他们开篇即说：“我们本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是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我们相信人类自由的历史没有一国不是人民费去一滴一滴的血汗换得来的，没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出现。这几年来军阀政党胆敢这样横行，便是国民缺乏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表现。”他们所以要郑重提出几种“基本的最小限度的自由”，就是希望全国同胞起来力争。在关乎“人民和社会生存的命脉”的自由中，最重要的就是言论、出版自由，然后是集会结社自由、书信秘密自由。《争自由的宣言》明确提出如下六条：（1）民国三年三月二日所公布的治安警察条例应即废止。（2）民国三年十二月四日所公布的出版法应即废止。（3）民国三年四月二日所公布的报纸条例应即废止。（4）民国八年所公布的管理印刷业条例应即废止。（5）民国三年三月三日所公布的预戒条例应即废止。（6）以后如果不遇外患或战争开始的时候，不得国会、省议会议决，或市民请求，不得滥行宣布戒严。 同时还指出：“下列四种自由，不得在
宪法外更设立限制的法律：（1）言论自由；（2）出版自由；（3）集会结社自由；（4）书信秘密自由。”该文“以英美式的民主、人权、自由和法制精神作参照，对现行政治进行了正义的要求和舆论上的限制”， [17]是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第一篇公开的宣言，它播撒了自由的种子，宣扬了争自由的斗争哲学，是自由主义言论的光辉典范！有学者指出，“这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第一封具有现代自由和宪政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宣言书’，是本世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次自觉的自由追求和意识觉醒。在这份宣言书中，明确了公民自由的权利以及针对政府可能对自由进行迫害的限制政府的自由意识。在胡适之前，我没有读到其他人有这么明晰划定权利归属的自由文本。” [18]胡适于此文后，正式走出书斋，擎起自由主义的大旗!
1921年5月21日在丁文江的倡议下，胡适、丁文江、王征与蒋梦麟成立“努力会”。该会一成立，胡适便开始为民国之动荡时局开出第一个“药方”，即“好政府主义”。该年8月5日，胡适在安庆第一中学演说“好政府主义”。对此胡适在日记中写到，“这是我第一次公开的谈政治。”1922年5月7日《努力周报》正式创刊，“努力会”演变为公开的组织“努力社”。创刊号上登着“发刊词”，是胡适做的一首《努力歌》，最后二节写道：
朋友们，我们唱个“努力歌”：
“不怕阻力!
不怕武力!
只怕不努力!
努力!努力!”
“阻力少了!
武力倒了!
中国再造了!
努力!努力!” [19]
该诗表明胡适的自由主义言论倾向性，是自由主义者的一次呐喊！《努力周报》第2期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这是一篇专谈“好政府主义”的宣言，由胡适起草，蔡元培领衔，有陶行知、李大钊、丁文江等共16人签署。文末即署着这16位“提议人”及其职业，长长的一排名单，多是校长、教授、博士、主任之类人物，颇有一点气派。而“好政府”也似乎成了这许多人的主义。《我们的政治主张》，是十六个人签名的，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三位先生领衔，在君（即丁文江，引者注）和胡适签在最后。这篇《政治主张》在当时曾引起不少的讨论，内容大致如下：一、政治改革应该有一个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国内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地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二、“好政府”的至少涵义是：在消极方面，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官吏；在积极的方面，第一要充分利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第二要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三、对今后的政治改革，我们有三个基本的要求：（一）一个宪政的政府，（二）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的用人等，（三）一种有计划的政治。四、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是自命“好人”的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出来与恶势力作战。“好人笼着手，恶人背着走。”“罪魁祸首的好人现在可以起来了！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舆论。”五、我们对于当前问题的意见：（一）要求一个公开的，代表民意的南北和会，早日正式解决南北分裂的问题。（二）我们深信南北没有不可和解的问题。对于南北议和的条件，我们要求（甲）南北协商召集民国六年解散的国会，（乙）和会应责成国会克期完成
宪法，（丙）和会应该协商裁兵，（丁）和会一切会议都应该公开。（三）我们对于裁兵的问题，主张四点，其中一项“裁废虚额，缺额不补”，是在君主张最力的。（四）我们提出一个“裁官”的办法，并主张参酌各国文官考试法，规定“考试任官”与“非考试任官”的范围与升迁的办法：凡属于“考试任官”的，非经考试，不得委任。（五）对于现行的选举制度，我们主张废除复选制，采用直选制，并严定选举舞弊的法律。（六）对于财政问题，我们主张“彻底的会计公开”，“根据我们国家的收入，统筹国家的支出。”1922年9月，由于军阀派系的矛盾，吴佩孚等支持王宠惠出来组织内阁，署理国务总理，罗文干任财政总长，汤尔和任教育总长。他们三人都曾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名，因此，这届内阁被人称为“好人政府”。但内阁的实权全被直系军阀所操纵，“好人政府”只不过是军阀手里的一种工具与装饰罢了。“好政府主义”这种政治思想，是从1921年开始传播的，是针对无政府主义思潮和“坏政府”而来的。但现实中的“好政府主义”却与理念中的自由主义宪政理念相去甚远，这亦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悲哀！“好人政府”的短命表演，使‘好政府主义’声名狼藉，正派人士都不屑于提及了。” [20]
1922年6月16日胡适发表了《我的歧路》一文，反思自己的学术路径的取向性与政治参与的自觉性。其文开篇曰：“梅先生是向来不赞成我谈思想文学的，现在却极赞成我谈政治；孙先生是向来最赞成我谈思想文学的，现在很恳挚的怪我不该谈政治；常先生又不同了，他并非不赞成我谈思想文学，他只希望我此时把全副精神用在政治上。——这真是我的歧路！” [21]胡适的歧路，其实是一代自由主义宗师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徘徊，——学术是永恒的，谈政治是暂时的，于人类历史文明之长河观视，学术的影响是长远的！“胡适‘三十年不谈政治’的约言一再打破，他不得不写下《我的歧路》等文章为自己多次‘谈政治’辩白。” [22]胡适坦言，“我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 [23]他进而指出，“我现在谈政治，也希望在政论界提倡这一种‘注重事实，尊崇证验’的方法。” [24]《我的歧路》投影出胡适的实用人生，反映了一种矛盾的心理，亦体现了胡适的反思的理性。
1922年9月10日，胡适在《努力周报》第19期上发表《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其文指出，“我们的朋友陈独秀是反对联省自治的。……我们如果进一步研究帝制运动的时代，就可以明白帝制的运动可代表一种‘强求统一’的迷梦。这个迷梦的来源长的很呢！……为强求统一而封建军阀，然而封建军阀却使各省格外分裂，逐成了独秀说的政治纠纷的现状。” [25]对此，胡适提出自己的见解，“总括起来，我们的意见是：（一）中国不适宜于单一的国家组织；军阀的割据是武力统一的迷梦的恶果。（二）今日只是督军总司令的权大，而地方的权极小。这两件事决不可混作一件事。（三） 军阀的权限所以大到这个地步，是因为地方没有权，又因为中央虽有权而无力裁制军阀。（四）今日决不能希望中央来裁制军阀；裁制军阀与倒军阀的一个重要武器在于增加地方权限，在于根据于省自治的联邦制。……我们可以大胆说：打倒军阀割据的第一步是建设在省自治上面的联邦的统一国家。凡反抗这个旗帜的，没有不失败的。” [26]我们认为，胡适的联省自治论是其对美国联邦制的中国化的一个倡议，是不符合我国国情的，——我国只能实行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