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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禁止各类学校举办任何形式的补习班，禁止升学考试以学校课程以外的教学内容为依据，禁止学校教师从事营利性业余兼职教学。笔者相信，如此多管齐下，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和家长疲于奔命的顽疾必然能够得到很大的缓解。
由此可见，在治理目前学校教育弊端方面，地方政府承担着首要的责任。而政府要想能够尽职尽责，必须学会依法、科学决策。而强迫成绩好的学生选择差校，显然是不科学的做法，有违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科学的做法是把好校长、好老师派到差校去提高教学质量，政府对差校要增加投资、增加教师培训。
此外，基础教育改革不仅是地方政府的责任，也不仅限于基础教育方面，而必然涉及到中央政府和整个学校教育制度，特别是高考制度。
对中央政府来说，除了继续督促落实目前已经做出的大力发展中、高等职业学校教育的政策外，还必须对高考制度进行适度改革。清朝政治家、诗人龚自珍呼吁“不拘一格降人才”，我们在吸收科举制度基础上建立的现在高考制度，也同样有日趋僵化的形式化问题。如试题数量和知识点越来越多，题目内容越来越偏、怪、难，导致师生身心负担加重；地区分数差异过大造成不公平，并导致高考移民现象，以及出现各种不尽合理的加分照顾政策；大学扩大招生，而政府、社会投入严重不足，使教育质量出现下降，等等。高考制度的现状成为基础教育的风向标，因为高等教育是基础教育的下游延伸。下游不畅通，必然导致上游洪水泛滥。日益激烈的高考竞争必然导致同样白热化的小升初和中考竞争。若要保证基础教育的素质教育目的，必须使高等教育和高考制度也要奉行素质教育目的。现有的提前招生制度下的专才学校、普通高等学校、职业技术学校的考试和录取标准必须有所改变，要从单纯强调知识数量和难度方面，转变为注重基础知识、分析能力、创新思维、社会实践能力等多方面。
改革高等教育制度和高考制度，中央政府必须首先保障公民的教育机会公平。例如，改变现在对高校招生的配额制度，打破地域限制，使所有高校面向全国进行统一命题、招考，允许全国考生根据自己的成绩、兴趣、家庭经济状况等个人情况，平等地选择报考某一高校。或者，像美、英、德等国一样，实行大学入学的申请制度。同时辅以对少数民族、不发达地区考生的适当配额政策。当然，这样做的同时，需要一些配套制度来防止和揭露故意的不公正行为如贿赂、人情关系等因素导致的录取。
总之，要保证我国基础教育乃至高等教育的科学发展，必须反思我国教育法确定的教育目的及其决定的各项教育制度，进行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教育目的与教育制度的统筹考虑，以培养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型人才为目的，改革我国的学校教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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