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社会分层-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这十大分层中，资源的分布状况是什么样的呢？比如，从收入来说，第一个国家、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收入看起来不是特别高的，实际上他们的收入也是相当高的，因为他们有很多灰色收入。但是我们从职业声望来看，国家、社会管理者阶层是最高的，其次是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第三位是企业家阶层；等等。综合各种资源的分布，我们又把这十个层级分为五个等级：国家、社会管理者，企业家和经理人员属于第一个等级；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人员属于第二个等级；第三个等级是个体工商户和工人；第四个等级是农业劳动者；第五个等级就是城乡失业、半失业人员。
　　我们来看看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一般应该是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就是说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日本七十年代有个调查，发现日本有百分之九十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所以这样的社会肯定不会出问题。所以日本有个社会学家叫盛山和夫，也是研究社会阶层的，他写了本书，叫《一亿皆中流》，那时日本有一亿两千万人口，一亿都是中产阶级，所以说那是日本的黄金时代，绝大多数人都从社会发展中获益，都有良好的职业，体面的生活。但是后来日本出现了泡沫经济，这位社会学家又写了一本书，叫《失衡的十年》。那么我们的社会结构是什么样的？基本上呈一种洋葱头型，上面很尖、中间有个小脖子，下面非常大。我们的中产阶级占整个人口的百分之十九，上层是百分之五、六，百分之七十几是下层。而且我们这个下层的情况非常严重，收入差别非常大。用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来表示，我们国家现在公布的基尼系数是0.43多，但是很多人算出来都超过0.5，0.4是一个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5表示这个社会基本上要动荡、瓦解了，在西方来说很难理解。我们的城乡差别也很大，现在公布的是一比三点多，而最近社科院经济所，公布的一个数据是一比六，这个比率在世界上除了莫桑比克以外就属我们高了。还有，我们课题组有人研究认为，我们的中产阶级不是百分之十九，而是百分之四点多，他为什么得出这个结论呢？他认为衡量中产阶级，不能只看收入，还有职业、消费模式等因素，他把这几个因素各划一个圈，这几个圈的重叠部分才算是中产阶级，所以得出这样小的一个比例。但是我们认为不能这么算，我们“百分之十九”的比例是从职业来看的，包括国家、社会领导者，经理人员，企业家，专业技术人员等。我们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我们的社会结构发展失衡，二十多年的改革发展，我们有多少人上升到中产阶层？前面说了，两亿农民工的工资从九十年代中期到现在没有什么增长，还是五、六百块钱（一个月）；而农民（指从事农业生产的）的收入九十年代后半期一直是负增长，到2001年才有所改变。这种状况情况下，谁分享了我们的经济增长，谁在我们的经济增长中获益？我们后来又出了一本书：《当代中国社会流动》，[4]通过与西方对比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西方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没有人员向下层流动，大量人向上层流动；而我们在经济增长过程当中，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出现大量工人下岗，农民负担大量增加，九七年之后农民负担增加一倍多。这种状态是非常不正常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社会的强势阶层在利益分配中占着主导地位。我们这两本书的主编陆学艺在广东做了一个演讲，有报道就把其中的一句话断章取义的放在报纸的标题上：“政府应该支持工人罢工”。弄得政府领导很紧张，问他怎么回事？他其实是讲了日本的一个例子。日本六、七十年代工运很发达，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地方公务员支持工人罢工。为什么呢？因为工人罢工之后涨了工资，公务员就可以提出要求增加自己的工资。而在我们国家，情况不是这样，政府公务员的工资不需要这样增加，是上面加的。总理说，他在任内公务员的工资要翻两番，就增加了，不是来自底层的压力。这样工人要罢工的话，公务员就不支持了，稳定压倒一切嘛。工人就失去了来自另外阶层的支持，而完全靠自己的力量争取自己的利益现在又不可能。农民工也是一样，一、两亿农民工为城市的建设做出了多大的贡献，但是那么少的工资还要拖欠；大家看看中国的财富排行榜，有多少是搞房地产的老板，他们剥夺的是谁的利益？在我们社会的阶层之间，缺少一种权力的平衡，很难调整。所以现在提出“三个代表”，要建立一个“和谐社会”，我们首先需要一个权力的均衡体制。另外，我们看到中国的发展中有那么多的问题，但是还没有发生大的事情，一个方面是因为我们党有强大的执政能力；另一个方面是因为二十年发展中有新的职业大量产生，很多事情大家能够去做了。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农民种地没有什么收益，还是可以去打打工，补贴一下。但是关键在于，这种情况还能维持多长？从社会层际流动来看，也有几个问题：从上层流动来看，只进不出；而且上层的子女在上层的比率非常高，下层向上层流动的渠道越来越狭窄。下层和中、上层之间出现了一个透明的玻璃板，出现了屏蔽现象。举个例子，现在的个体户想向企业家发展越来越难了。因为市场竞争已经非常激烈了，要靠资本、技术、规模和市场机会等等，像改革开放初期从一个小个体户发展到大企业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而且我们国家对中小企业发展在财政和金融上的支持也非常小。再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的教育体制改革，大学的教育体制改革对下层的农民非常不利，虽然我们最近几年都在不停的扩招，但是底层农民的子女上大学的成本越来越大，甚至上不起大学；而且上大学的收益率在降低，就是说现在上了一个大学并不意味着能够找到一个高收入的工作，我在甘肃会宁做过调查，那个地方是甘肃的高考大县。八、九十年代父母借债给孩子上大学，孩子一毕业，两、三年内就可以还债；但是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却面临着找不到工作的情况，出现所谓的“返贫”现象。我们都知道，教育是向上层流动的一个重要渠道，另外一个渠道是市场竞争；市场肯定是不偏爱弱者、底层人的，只有教育可以给你一个相对公平的改变底层人地位的机会。但是现在教育成本的提高、教育收益率的下降，导致这一个渠道也越来越窄。还有一个城市化，城市化也是一个帮助社会流动（层际流动）的重要方面，但是我国现在的城市化在很多地方都是受到控制。特别是大城市，都在控制城市的规模，农民工在北京工作了好多年，也不能算北京人，子女也不能在北京接受教育；另外城市生活的成本也在提高，即使北京给农民工户口，他们能在北京生活下去吗？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他们根本买不起房子，只能生活在低矮的、破旧的、临时的平房里。我们的城市化是政府主导的，不是市场主导的，所以是分块的：北京的城市化是北京市主管的，天津市的城市化是天津市主管，下面的各地的城市化也是各地行政主管的，都不允许外地人进来。这样也形成了一种瓶颈。
　　要打破以上所说的这些阻碍社会流动的瓶颈，我们觉得，一是要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国民教育，这个要国家大力支持；二，取消对城市化的行政控制；第三，各个阶层之间要建立一个权力的均衡机制，政治民主化对社会结构的转变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只重视经济发展，不重视社会结构的良性发展，导致社会结构的失衡，反过来又会制约经济的发展，甚至导致整个社会的动荡。昨天我在网上看到中国现在拥有百万美元以上资产的个人已达到二十二点三万，在亚洲仅次于日本；但是如果我们大量底层的人没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农民工不能转化为工人，农民不能转变为市民，如果九亿农民十年、二十年之后数量还没有减少、甚至还在增加，那么我们的现代化真是遥遥无期。我们现在做了社会阶层结构的研究，然后做了社会流动渠道的研究，下一步要做的就是研究各个阶层之间应该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既然要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第一，必须要各个阶层在社会发展中都获益；第二，各个阶层要对自己的地位有认同，而这种认同的合法性前提在于：各个阶层之间要有一个公平的竞争机制、流动机制，以及一个合理的社会保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