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社会分层-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那么衡量这三种资源，总要有一个平台，我们找来找去，最重要的还是“职业”这个平台。除了职业以外，还有其他平台。比如有的人没有职业，他通过继承父母的遗产或其他财产转移也有收入。但是中国社会经过共产党革命之后，这种财产积累和转移还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现在有一些企业家、大老板的财产很多了，他们的子女可以不用参加某种职业就继承很多财产。但是总的来说，这种转移性的资产还是比较少。另外，中国传统社会中还有一个家族威望，就是说在一个大家族内，不管职业如何，长辈就是长辈，权威就是权威，比如苗寨的“寨佬”，威望非常高，但是在工业化过程中、在整个社会变迁中，这种传统威望的影响在减少。所以我们认为分层理论中还是用“职业”作为一个平台。“职业”是一种类别概念，包括上面三种资源。美国有个社会学家叫彼特•布劳，他研究社会交换权力，他发现整个社会结构由两类参数构成，一个是类别参数，一个是等级参数。类别参数，比如职业，是我们没法分等级的。而我们分层研究是分等级的，那如何把类别参数转化为等级参数？就要通过上面说的三种资源的衡量把“职业”这个类别参数转化为等级参数。所以我们以“职业”为平台，以三种资源为内容，建构一个社会等级分层。就是说，在三种资源组成的“三维空间”中，地位相同的就属于一个“层”；地位不同就位于不同的“层”。大家批评我们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所分之层，层内差别（相对于“层际差别”）有时候也很大。待会我会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只能从统计学的大致观察来理解这个问题。
　　通过构建这样一个分析框架以后，我们就开始做全国调查，一共做了七个点，一万七千份问卷。这八个点没有随机抽样的意义，我们根据“东、中、西”三个地区来做的选择。做这个社会调查，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成本；第二是要有地方的配合。特别第二个，非常重要。但是有的地方政府是不愿意配合的。开始我们跟一些地方政府联系的时候，说我们要做社会分层调查，好多地方领导一口回绝，说他们那里没有什么阶层，很敏感很害怕；后来我们说做收入差别调查，他们也拒绝，说他们那里收入差别不大；后来我们说做职业调查，这个好多地方就认可了，但是我们的问卷里还是有一些敏感的问题，只是他们事先同意了，事后也只好配合我们。我们就选择了七个点，这七个点是：东部的辽宁海城、福建的福清、江苏的无锡，还有一个深圳；中部的安徽合肥、湖北的汉川；西部是贵州的镇宁。选择这些地方是根据可操作性，但是在这些地方做的是抽样调查。我们在全国范围做了另一个抽样调查，根据人口、GDP和地区分布，我们做得很严格，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人口统计也不准确，我们根据计生委一个系统、统计局一个系统、公安部门一个系统，把这些资料收集在一起，进行比对、排列、筛选数据；GDP也是个问题，省级的还好，县级的GDP很成问题。我们的全国抽样抽到了十二个省，大概七十多个县，六千零二十多份的问卷，回收率百分之九十八，为什么回收率这么高？因为我们是培训来自当地的学生，让他们回家采取问卷问答式的方法，而不是问卷自填式。我们设计问卷的时候还考虑到地区语言的差别，问卷上是书面语，但是我们要求学生去调查的时候用当地的日常语言。这样两个调查，一共有两万多份问卷，我们在这些问卷调查结果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得出下面的研究结果。
　　五．研究结果
　　上面说了我们把“职业”作为一个平台，我们根据劳动保障部的一个职业标准表，从上面选出了两百多个职业，根据我们上面的调查结果，把这些职业分为了十个层级，在这本书[3]上都有。我们认为这个分层的有效性的标准是什么呢？第一，这个分层的层际之间是不是在资源等级上有差别；第二，人们是不是觉得它在实际生活中可行，即可被接受？我们这本书出版后，某城工人正在罢工游行，他们就有人拿着这本书到政府那里，说我们工人是第八个阶层了，还是不是主人阶层？我们有个成员还在地铁里看到，有人拿着这本书，在比对自己是属于哪个阶层。学术界也对我们的研究成果基本认可，认为我们这个分层比以前的一些分层全面，基本上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那我们这十个层级的分层究竟是怎么样的呢？第一层：国家、社会管理者阶层。国家管理者包括国家领导干部，一般是处级以上，在县里是局级以上，包括乡长、镇长；社会管理者，比如我们北大的校长、书记，社科院的院长、所长等，这些人都属于这个层级。但是企业里面的领导干部不属于这个层级，因为要政企分开；第二个阶层：经理人员阶层。就是国有企业的老总以及中层干部以上的经理人员，还有外企、民企里面的中层以上管理者；第三层：企业家阶层。国有企业的老总不是真正的企业家，他们属于前一个经理人阶层。我们所说的企业家必须拥有企业的资产，并参与管理，所以就是指那些民企的老板；第四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就是从事专业技术、别人无法代替的人，大学教授、老师、医生、律师、会计师等；第五个阶层：办事人员阶层。办事，就是指他们只是执行领导人的命令，没有决策权，包括国家机关里的一般公务员，以及企事业单位里的一般行政人员；第六层：商业、服务业人员。我们既有传统的商业、服务业人员，比如集市里的小贩；也有现代的商业、服务业人员，比如银行的行员等。我们中国的商业、服务业人员，特别是传统的商业、服务业人员跟西方的商业、服务业人员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在技术和职业资格上要求都不高；第七层：个体工商户阶层。西方叫自雇者阶层或小业主阶层；第八层：工人阶层；我们把农民工放到这个阶层中，虽然农民工和城镇工人相比有身份等其他方面的差别，但是这个一致的过程是一定要走的，“农民工”的这种叫法应该取消。现在的政策也在开始慢慢向这个方向发展，尽管步伐还不大。现在农民工在工人中所占的比重很大，比如在制造业中，农民工占到了百分之七十；服务业占到了大概是百分之五十三；在整个工人队伍中占到了百分之五十七，但我觉得还不止。因为城镇工人有七千万，但是进城的农民工达到了一亿七千万，还有“离土不离乡”的，所以农民工一共至少有两个亿；这样，两亿农民工在两亿七千万工人中占百分七十多；第九个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我们不叫农民阶层，因为我们是按职业分层，农民中有从事工业的农民工，还有从事企业管理的农民企业家。所以“农民”是身份概念，不是职业概念；第十个阶层：城乡失业、半失业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