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理论在后来西方研究社会分层的过程中,影响非常大。到了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年代,这两种流派渐渐的趋同。
在对苏联和东欧社会的研究中,大家渐渐发现马克思的这种二元(单维度)理论有一些问题,对我们国家的研究过程中,也发现一个问题: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是谁的?既不是工人的,也不是厂长、经理的。但是实际上,工人和厂长、经理的地位是平等的吗?不一样的。所以新马克思主义发现一个问题:矛盾地位。所谓矛盾地位,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国有企业的厂长也是被雇佣的,在这方面他跟一般的员工是一样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对财产、人事的支配和工人是不一样的,所以产生一个中产阶级。这是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观点,即在雇佣者与被雇佣者之间存在一个“矛盾地位”,这群人既是被雇佣者,又管理、掌握着资源分配的权力,而且这种权力非常大。新马克思主义在研究东欧国家的社会分层中,提出一个“新统治阶级”的概念,这个“统治阶级”跟马克思所说的占有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不同,这个“新统治阶级”对生产资料是不占有的,法律规定他们不是所有者;但是他们对实物支配的权力比所有者更大,因为他们付出的成本更小,他们可以支配并非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新统治阶级”就具有这种力量。新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把韦伯的一些功能主义的理论吸收到其中去了,他们已经开始用多元化的维度来研究社会分层,把“组织权力”引进来;还有“工作的自由度”也很重要,我能支配自己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内容,跟不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是很不一样的,反映在社会上的地位也是不一样的。另一方面,韦伯的功能主义理论、多元理论也引进了马克思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比如大家在看西方社会分层理论的时候,会发现一个“自雇者”阶层的概念,这个概念就是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来的。所以这两种理论在慢慢趋同,我们看现在的西方社会分层理论,很难区别谁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谁是完全的韦伯主义。
三.为什么要研究中国的社会分层
社会分层理论是一个现代性理论,但是现在出现了一种后现代性的分层理论。知识、技术、信息、消费都能化解原来的那种分层结构,消费可能也是一种很重要的分层因素。因为收入很难掌握,我就看你的消费支出,每个月的手机费、用电量,开的是什么车,进的是什么样的商场,这样就可以根据消费分层;另外还可以根据知识分层,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信息社会,知识可以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区别社会地位的因素。这些因素在传统的社会分层理论中都没有考虑到,原来韦伯就是社会声望、经济收入、权力这样的三维,马克思则仅仅是单维。技术分层、知识分层、消费分层就可以来化解传统的分层结构。这是分层理论的一个发展情况。所以有人就认为,现在研究分层没有意义了,有那么多的分层层面和纬度,特别是人的价值观多元化以后,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也多元化了。后现代社会中的社会运动大量发展,有的人一会参加环保运动、一会参加女权运动,尽管各色人等按照传统的分层理论来说是属于不同的社会等级,但是他们可以为了共同的价值观念而参加同样的运动;反过来,按照传统分层理论属于同样阶层的人可能因为价值观念的不同(注意:在马克思那里,他认为同样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同样的社会意识和社会行动)而参加不同的社会运动。这样就对原来的分层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就是说原来的分层研究没有意义了,要研究的是社会运动,用社会运动来解构原来的社会分层理论。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来研究中国的社会分层呢?
因为我们的判断是中国现在还处在工业化时代。从产业结构、职业结构来看,我们总体上还处于工业化时代。当然我们和西方的工业化在历史时期上是不一样的,西方工业化的时代没有一个后工业化或后现代背景的存在,那个时候没有一个国家进入到了后工业化时代,各个国家是同步进行工业化的;而我们国家进行工业化的时候,已经有好多国家完成了工业化,进入了后工业化的时代,有很多后工业化的背景。所以我们研究社会矛盾的时候,发现你的很多行为不是完全由你的阶层地位决定的,价值观念非常重要,对人的行为影响非常大;不是收入、职业决定你对问题、对矛盾的看法和处理行为,而是价值观念(决定的),但是价值观念是什么,现在还不清楚,价值观念很难把握。比如说现在乌克兰的社会行动,叫“玫瑰革命”也好,还是叫“天鹅绒革命”也好,是由他们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吗?不是的,完全是由一种价值观念来决定的。现在乌克兰东部和西部人民有不同的政治倾向,如果从阶层来看,东部和西部都有下层和上层,但是并不是上层和上层结合,下层和下层结合,实际的情况是,相同的阶层分裂了。有人说是种族的原因,有人说是价值观念的原因。不管怎么样,回到我们自己的情况,我们现在也有后现代的东西,也有前现代的东西,但是从总体上讲,还是属于现代化过程之中,处于工业化时代,我们完全可以用社会分层的理论来理解我们的社会。现在社会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清华大学的李强说,我们的社会是一个“碎片化的社会”,就是从社会运动的角度来说的,就是说这个社会不是通过阶层地位组织起来的,而是通过不同的利益和不同的价值观念组织起来的,是分群的,没办法有统一的认识和行动;孙立平的看法是,我们的社会还是马克思时期的断裂的社会,城乡断裂、底层和上层的断裂。而我们认为,中国社会还是处在一个分层的时代,正在形成层化。当然这是为我们的研究找到理论基础。我们把视角放到我们这五、六十年:改革开放以前,共产党要消灭剥削阶级,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压迫和阶级对立的社会。他从经济基础消灭剥削阶级,但是从意识形态上又构建了好多阶级,什么“走资派”、“反动派”、“黑五类”等等,本来是打破了原来的“先赋”机制——生下来是什么社会阶层地位就永远属于这个阶层地位——但是,他同时又建立了另外一种“先赋”机制,就是“户口”制度。你出生农村,你的父亲是农民的话,你就也是农民;你进城打工,是农民工,还不是工人,要转化成非农的话,条件很苛刻。还有干部和工人的关系,干部和工人之间等级很严的,流动是很少可能的,要经过什么“以工代干”的过程,以及一些审核过程,不是完全靠能力。改革开放以后,很重要的一点是引进了市场,你可以通过市场来选择你的职业,不一定要通过政府来安排,整个社会就开始转变,资本、财富、市场在社会地位的获得中作用越来越大。市场使职业分化,产生许多新的职业门类,不再是简单的工人、农民之分;而且职业是可以选择的,你们现在毕业也不靠国家安排、分配;职业的社会声望也出现变化,原来是吃皇粮的声望最高,这是由国家安排的。现在不是这样了,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声望。这样就在不同的职业之间出现了一些差别,这种差别是不是一种分层?第一,分层本身是差别;第二,分层要有等级。这些差别是否上升到阶层分化,是否需要用社会分层理论来解释?这正是我们要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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