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规划局2005年行政复议工作情况显示：截止11月底，市规划局行政复议案件为29件，较去年全年的18件增加了61%。其中，市局作为复议机关的行政复议案件为26件，被申请人包括主城区分局及区县规划局（建委），其中受理21件，不予受理5件。在受理的21件行政复议案件中，有2件未结案，19件已结案件的复议结果为维持14件，撤销2件，终止审理3件。市局作为被申请人的行政复议案件3件，其中建设部复议1件，复议结果为不予受理；市人民政府复议2件，复议结果为维持1件，申请人撤回复议申请1件。 参见http：//www.cqupb.gov.cn/content.aspx?id=2978。
尽管从当下中国的情况来看，充分听取了公众意见的行政规划可能并不多见，具体的行政规划确定过程中能够遵循的法定程序也不多，但是这并不防碍我们构架合理的，甚至有点严格的行政规划变更程序和制度。其能够提醒我们的是，要进一步重构公正合理的行政规划确定程序和制度。
李春成：《公共利益的概念建构评析》，载《复旦学报》2003年第1期。
沈开举：《征收征用与补偿》，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58页。
世界银行：《变革世界中的政府—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26页。
宪法的规定无疑也提供了坚实的法律支持，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的职权之一就是“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而《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也给予了各级人大与此类似的职权。
应松年：《外国行政程序法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217页。
宋雅芳：《论行政规划确定程序中的参与机制》，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当然，这有赖于一些更基本问题的解决，即对“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理论的澄清，并尽快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
在今天看来，西方
宪法上的征用已不复其本来的含义，“能指”与“所指”间产生了极大的断裂与内在紧张。征用这一概念成了一个似乎无处不用的“万金油”。关于此问题的详细讨论可参见沈开举：《征收、征用与补偿》，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