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
宪法生命权的保护义务主体是法院。正如德国哥廷根大学公法教授Christian Starck自己所指出的：“基本权利之保护义务，主要应由立法者担负之。其次，法官于解释及适用法律规定时，应注意基本权利之保护义务。” 法院在处理案件时，要注意以积极保护生命权的
宪法精神来适用法律，若法律不明确，法院应当作出积极保护生命权义务的解释。在德国，所谓
宪法基本权利对第三者的效力， 就是属于法院履行保护义务的情形。“基本权利之间接第三人效力，系指民法一般性规定之适用，于其解释之可能范围内，将基本权利之基本价值予以引入。按国家负有保护基本权利之义务，并由立法者制定一般性之法律规定，以履行此一义务，故法官对于此等规定作合乎基本权利之解释与适用，乃属当然之事。换言之，基本权利之间接第三人效力，乃属保护义务理论的一种适用情形，其主要涉及法官对法律作合乎保护义务之解释。” 德国联邦
宪法法院在1990年商业经理人一案中清楚地指出：“
宪法保护委托之对象主要是法官，于契约之对等性受到干扰时，法官应以民法之手段，实现基本权利所蕴含之客观基本价值决定，并以各种方式善尽此项任务。” 从前面可知，按照德国哥廷根大学公法教授Christian Starck的观点，
宪法法院也是保护义务的主体，它应当“以保护义务为标准，审查立法者及行政权之相关作为及不作为”，严格说来，的确如此。生命权的
宪法保障最终意味着违宪审查，这是生命权入宪的独特价值，生命权的保护当然需要
宪法法院等违宪审查机构履行违宪审查义务，积极保护公民的生命权。所以，
宪法法院等违宪审查机构是生命权保护义务的主体，但它们更是生命权保护义务以及消极义务履行情况的监督者。
行政机关是不是生命权保护义务主体？德国Christian Starck教授认为“行政权负有执行保护性法律（包括行使裁量权）之义务”也是
宪法基本权利保护义务的一种，也就是说，行政机关也是
宪法生命权保护义务的主体。对此，笔者并不完全赞同。在一般情况下，行政机关执行生命权的保护性法律，这属于行政法义务，而国家对
宪法生命权的义务属于
宪法义务。从
宪法义务的角度来讲，行政机关不属于义务主体。固然，生命权的保护的确需要行政机关积极执行法律，积极地采取相关措施，但这是行政法的问题，不是
宪法问题。但是，在下列两种情形下，行政机关应当成为
宪法生命权的保护义务主体：（一）在需要解释法律之时。行政机关在执法的过程中有一个解释法律的问题，笔者以为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有关
宪法生命权的精神来理解和解释有关法律条款，不能机械地解释，而应当作出合乎保护义务的解释，以积极保护生命。（二）出现需要紧急保护生命而法律尚未任何规定之时。笔者认为，这时行政机关负有积极保护义务，行政机关应当依照
宪法精神直接作出有关规定（即行政立法）或采取具体行政行为，主动、有效地保护生命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