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现实的回应与求证：公共利益的假设、现实与检验
我们之所以用较多的笔墨去勾勒公共利益，乃是为了以上述模型为刻度，对我国土地征收实践进行检验，言说公共利益的缺失和误解。
（一）公共利益的滥用
公益假设：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为进行扩大城市规模、旧城拆迁、开发区建设等，国家可以征收它认为合适的土地，然后运用二元辩证去说服大众。
现实回应：实践中，我国大量存在为了追求商业利益目的而征收土地的现象，政府成为名副其实的“二道贩子”。
原因分析：正如我国有学者指出：“社会上的强力集团控制着舆论，他们解释着什么是公共利益，他们往往把自己的价值判断说成是代表整个社会。”[24]这种对于公共利益的客观性的质疑是反思社会现象的结果，反映了人们在“公共利益”问题上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迥异。政府打着扩大城市规模、旧城改造、建设开发区的招牌，大肆征地用作房地产开发等活动，成了土地市场上的“二道贩子”，这是公益所不能容忍的。
结果检验：我们用土地征收的充分条件模型来检验，会发现它没有排除商业目的、用于充盈国库等，模型检验的结果和原因分析的经验检验结果是一致的：滥用的公益是伪公益。
（二）公益征收的不当补偿
公益假设：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根据国情给予补偿。
现实回应：根据有关学者估算，从1952年到2002年，农民向社会无偿贡献的土地收益为51535亿元。相当于无偿放弃了价值26万亿的土地财产权（按照目前的银行利率3%计算）。但从有关数字看，自从实现土地征收补偿以来，国家累计支付的土地征用费不超过1000亿元。[25]
原因分析：我国的土地征收补偿存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1.补偿标准低，随意性很大。2.《
土地管理法》有意没意的规定了土地补偿的上限，且补偿按产值计算。3.法律规定土地补偿费给集体，安置补助金和青苗补偿费归农民，造成“集体拿大头、农民拿小头”的不合理局面。4.土地价格评估不科学。按照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土地价格等于地租/利息率，而我们的土地价格评估排除了市场因素。
结果检验：“资源不足不能成为政府剥夺一个人
宪法权利的充足理由”，[26]同样政府也不能以国情作为挡箭之牌。我们用土地征收的充分条件模型来检验补偿问题时，发现：没有公正补偿的公益征收是反公益的，土地征收必须实现以“公益”换“公益”，填平或回复公益攫取的深坑。
（三）公共利益的误解
公益假设：政府作为国家的委托人，政府利益就是“公共利益”，“国家利益”永远高于“个人利益”。
现实回应：在 “国家利益优于个人利益”的观念的支配下，政府往往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在民众和政府的双重误解下，有意无意的误用着公共利益。
原因分析：由于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府是人民的政府，而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因此政府的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沿着这个逻辑推演下去，既然政府的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国家利益又是高于一切的，任何反对政府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27]政府成了正义的化身。这实际上将代议制度下议会（人民代表大会）决断的权力授予了政府，政府白捡了人民的信任，而人大却对政府越位造成的自身失位毫不知情，怡然自得，把公益的正当解读权拱手送出。
结果检验：运用公共利益的必要条件和土地征收的充分条件模型我们来检验，应当承认，在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且公益大于私益时，公益才应当优先。但是基本的理念应该是：征收无对价不得为，不合比例不得为，人大不授权不得为。
（四）虚置的公共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