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券的认购者通过认购债券而取得对债券发行人的债权。债券是债权的“证券化”，而证券化的目的之一即是便于债权的转让。最便于转让的债券是无记名债券，但即使是无记名债券的转让，在出让人向受让人交付债券之前，受让人并不能取得债权，更不存在对债券发行人的效力问题。为什么在一般的债权让与中，债权让与一成立或者原因关系一生效，受让人可以被认为已经取得对债务人的债权（只是对债务人不生效），而在最便利之债权转让形态——债券转让——中，受让人要取得对发行人的债权，却有赖转让合同的履行（债券的交付）呢？实际上，债券转让制度对债权移转的条件界定，无意中（笔者相信立法者是无意的，否则他们就会修改民法中债权转让的相关规定）契合了债的本质特征和内在逻辑。债券的交付使受让人同时获得了对发行人的债权，以及对抗发行人的效力（实际上两者应该是一回事，是一枚硬币不可分离的两面）。债券的交付之所以能产生，或者说被立法赋予债权移转之效力，恰恰是因为对债务人（债券发行人）进行债权转让的通知，被债券的交付所取代，或者说债券本身蕴涵着对发行人的通知。债权证券化之所以能使债权转让更为便利，就是因为出让人与受让人无须就每一次让与对发行人进行通知，只须债券的最终受让人向发行人提示债券，便可行使债权。
　　三、实益考量之一：转让的通知主体及通知前“债权移转”对出让人的“效力”
　　债权转让非经对债务人的通知，对债务人不生效力，或者说受让人无法向债务人主张，是为各国立法之通例。但是否出让人与受让人均可进行通知，各国立法则有所不同。根据我国台湾地区所谓“民法”第297条规定，让与人和受让人似乎均可通知。但其第297条第2款倒是饶有趣味：“受让人将让与人所立之让与字据提示于债务人者，与通知有同一之效力。”而有疑问的恰恰是，受让人的通知是否和出让人的通知及“让与人所立字据”之提示有“同一之效力”。 [12]笔者认为，债权转让通知只能由出让人作出，始对债务人发生为债务人利益之效力（债务人可以向受让人给付）， [13]而只有通知的方式使债务人于今后足以证明该通知的存在时，始发生为受让人利益的效力（债务人应该向受让人给付）。 [14]因为，债务人对债权之转让，不得拒绝，故不得因转让（或转让通知）而受不利益。 [15]
　　如果债务人之通知也可发生上述效力，则要么使债务人蒙受不测：如果债务人拒绝向受让人给付——而债权转让的确真实有效——债务人将承担债务不履行的责任，如果债务人向受让人进行给付——而债权转让却不成立或不生效——债务人对出让人的债务仍不消灭；要么为避免债务人的风险而使出让人蒙受不测，包括债权的无端丧失等。当然，如果受让人能向债务人提示出让人制作的或者其认可的转让证书，且债务人能够确信该证书的效力，则与通知具有同一之效力，盖此时出让人（而非受让人）的通知——正如在债券之转让中——已经包含在该证书之中。
　　在出让人向债务人作出债权转让通知前，即使受让人提出请求，债务人也无须向其清偿，甚至不应向其清偿，除非债务人愿意承担全部的风险，包括其清偿仅为对“受让人”的非债清偿，因而并不使其对原债权人的债务消灭。但债务人却可以向出让人进行有效的清偿，并使其债务消灭。即使债权让与成立或原因关系生效，在出让人向债务人请求并受领给付后，受让人其实也就永远不可能获得对债务人的债权，因为作为债权转让“标的物”的特定债权已经消灭；受让人只能行使其基于原因关系——在两种立法模式下均如此——而对出让人的债权，要求其承担违约（债务不履行）责任。如果按照传统立法与理论，受让人也可向出让人请求返还不当得利，但此种情况下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不管在效力上（都是债权）、给付范围 [16]上、还是在举证责任上，和基于出让人违约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相比，都不会对受让人更为有利。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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