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权是对于特定之人，请求为特定行为（作为或不作为）之权利，即一方（债权人）对于他方（债务人），有请求其为一定行为之权利，而他方负有为之之义务。 [9]债权的效力属于对人（特定的债务人）的相对效力，并因此区别于物权，后者则包含对世（物权人之外的不特定之任何人）的绝对效力。绝对性是物权基本的效力特征，不具备绝对效力的权利都不是物权；反之，相对性则是债权基本的效力特征，缺乏特定义务人或者其效力不能指向特定义务人的权利也不是债权。一方面认为债权让与一成立或者原因行为一生效，受让人即获得出让之债权，但（非经通知）其债权却缺乏对债务人的效力，这种主张与债的本质属性和内在逻辑有所抵触。
　　在以物之所有权移转为目的的买卖关系中，买卖合同一旦生效，买受人就可以要求出卖人按照约定进行物之交付（动产）或者办理变更登记（不动产）手续，以向买受人移转标的物之所有权。但在交付或者变更登记之前，买受人并不能获得作为物权之一种的所有权，即不能取得具有对世的绝对效力的对标的物之支配资格。买受人若要获得这一资格——实际上是使所有其他人成为其（在一个物权关系中的）义务人——则必须将该事实告知所有其他人，“盖他们若不知有物权之移转，却要受其拘束，难免蒙不测之损害”，如交易安全之不保等。但如果因此要求买卖合同当事人将物权移转之事实，逐一通知所有其他人，则困难至甚，几成不可能之事。因此，立法将交付或者变更登记视为有此作用的一种概括通知手段，并将它们定为物权变动的公示方式。但在交付或者登记之前，买受人就该标的物而言，实际上仍具有可以对抗出卖人的权利（请求移转所有权之债权）。只要该权利不消灭也无瑕疵，且出卖人仍是所有权人，买受人总可以要求其移转标的物之所有权。尽管其他人可能在此之前受让标的物之所有权，这并非因为买受人就标的物的权利不能对抗出卖人，而是因为其不能对抗其他人。可见，在买卖合同生效后，交付或者变更登记前，买受人不应获得具有对世的绝对效力的权利，即不能获得双方想通过买卖合同移转的物权，因为不特定的义务人并未得到通知。买受人可以也应该获得能够对抗出卖人的权利，因为只有具有处分权的出卖人才能够使其获得物权，亦即使其取得具有对世效力的对标的物之支配资格。但人们并未将买受人对出卖人的权利视为对出卖人有效的“物权”，而仅界定为可请求出卖人移转物权之债权。 [10]
　　如果上述出卖人（出让人）向买受人（受让人）出卖的不是物，而是其对第三人（债务人）的债权，则上述买卖合同则变为一债权有偿转让合同。受让人通过该合同欲取得具有对人（即债务人）的相对效力之请求资格，即对债务人的债权。在物之买卖合同中，买受人欲取得具有对世的绝对效力的对标的物之支配资格（以所有其他人为义务人的物权），只要他取得的权利（对出卖人的债权）无此效力，则其也尚未取得此种资格，因而也未取得物权，而只能要求出卖人通过特定的行为赋予其上述资格，从而最终取得物权。在债权转让中，受让人欲取得的是具有对人（债务人）的相对效力之请求资格（以债务人为义务人的债权）。在债务人受通知前，受让人取得的权利并未使其获得对债务人的请求资格，而为什么我们却认为他已经取得了作为债权转让“标的物”的对债务人的债权，而不是仅仅取得要求出让人赋予其上述资格的对出让人的债权呢？
　　在物之买卖合同中，交付和登记是出卖人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交付和变更登记作为法定的物权移转的公示方式，实际上被立法视为是对世上所有的人进行通知， [11] 因此，买受人也就获得了可以对抗所有人的权利（物权）。而债权转让合同在性质上同样可以有随后的履行行为，即由出让人对债务人进行通知。只有出让人的通知才能使受让人取得可以对债务人有效的权利，即原本属于出让人的对债务人的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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