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方面，我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阶层面临重新分化、组合，人们心理的焦虑、紧张等压力空前增大。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政策和法律常常难以做到平等兼顾各种不同群体的利益需求。这导致各种事故灾害以及群体性事件的不断发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社会传统的管理模式和思维模式倾向于以主要矛盾和大局观念看问题、解决问题，不利于及时疏导处于次要地位的人们的激烈情绪。那些利益需求被忽视的个体或群体，如失业者、贫困者、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劳动者，那些被以所谓的国家利益名义不法侵害的行政相对人或利益相关者，如因城市建设被拆迁的城乡居民、被房地产开发商肆意欺压的小区业主、被各种乱收费烦恼和激怒的人们、被各种各样的环境污染损害的人们，他们越来越不能够逆来顺受，而是越来越倾向于选择个体或群体的抗争。而如果由于国家、社会的体制原因使他们难以采取理性、和平的抗争方式，则极易导致破坏性的情绪的爆发。这是我们必须高度注意的。
　　此前，当国际上动荡和战争不断的时候，我国还庆幸自己能够有30年和平时间来进行改革开放。我国人民，包括笔者自己，大都认为战争、骚乱和社会动荡离我们很远。当陈水扁拼命叫嚣“台独”之时，笔者认为那不过是一场闹剧。而当马英九竞选胜利之时，当中国人民为“台独”的破产欣喜之时，在全国两会期间，却意想不到地发生了疆独分子策动企图炸毁飞机的恐怖事件和藏独分子精心策划的大规模骚乱事件。分裂和骚乱的现实危险仿佛一夜之间降临到我国社会。人们感到困惑，为什么在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最好收益的今天会发生这样极端的分裂活动？如果说这种政治分裂活动具有国际敌对势力支持背景，那么，以前并不鲜见的类似飞行员集体返航的社会群体性事件却是我国社会的内生性问题。为什么在经济发展比较良好的阶段却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知道，矛盾的发展在于事物的内在原因。所以，我们必须从自己国家和社会的治理模式和治理行为中寻找答案，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检视。
　　4月9日，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在北大演讲，他说，愿意做中国的“诤友”，希望中国“和谐世界”的外交理论能够与美国人提出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理论结合起来，共同遵守和建设国际新秩序。他还反对抵制北京奥运会，理由是奥运会是中国同世界的接触平台，世界需要同中国的接触和对话。他从国际和外交的角度指出一个国家如何对待友邦的批评。对国内而言，国家和社会的治理又何尝不是如此？国家是公民的国家，社会是全体社会成员的社会。国家、公民、社会全体、社会群体构成了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姑且不论能否实现利益的平等兼顾，最起码来说，其中任何一方的意见和需要都应当享有平等的表达自由。如果连起码的、初步的表达自由都没有，更遑论实质利益的自由和平等了。我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庞大国家和社会，地区差异、宗教差异、思想差异、社会阶层差异、人民的利益需求差异都非常多样和巨大。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就是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使全体公民、各个社会群体和各个民族逐步获得平等、自由的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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