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证明理念初探-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依笔者之见，在我国证据立法亟待完善的背景下，对现有的理论成果进行及时疏理和总结，努力探索现代证明理念的内涵，不仅能够为证据法学研究提供必要的理论资源，还有助于提出科学的证据立法方案。笔者认为，现代证明理念的内涵可以从证明目的、证明价值、证明模式和证明效率这四个维度来加以阐释。
　　三、证明目的维度：真实发现与价值选择相结合
　　我国传统证据理论对证明目的问题关注较少。而实际上，该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德国法学家耶林曾指出，“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实际的动机。”
　　（一）诉讼证明的双重目的
　　上文提到，传统证明理念把真实发现作为诉讼证明的唯一目的。笔者认为，传统的证明目的观不符合诉讼规律，诉讼证明至少应当具有两重目的，即真实发现和价值选择。
　　首先，真实发现是诉讼证明的首要目的。诉讼的目的是解决纠纷，而这要以查明真相为前提。任何证据制度的设计都要首先考虑发现真相的需要。
　　其次，价值选择是诉讼证明的重要目的。真相并不总是能够查明的，证据制度必须解决案情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如何“再现事实”的问题。证据制度中的某些规则就是专门为此目的而设计的。严格说来，诸如证明责任、推定等制度设计，与其说是旨在发现真实，还不如说旨在从证据法的角度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另外，证人拒证特权等规则的确立更不可能是为了发现真实，而是为了保护特定的社会利益。至于如何保护和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取决于立法者的价值选择。
　　（二）“真实发现”与“价值选择”之间的关系
　　一般情况下，“真实发现”与“价值选择”是相辅相成的，二者在通常情况下紧密联系，相互渗透和补充。
　　首先，真实发现是价值选择的基础和指针。这是因为，旨在进行价值选择的规则不能完全不顾及真实发现的需要。例如，我国民事证据司法解释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该规定固然体现了立法者对违反诉讼诚信、妨害诉讼行为的否定性评价，但这一推定也是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的，并且，一旦有足够的相反证据，推定是可以被推翻的。
　　其次，价值选择可以弥补真实发现的不足。一般来说，在真相无法查明的情况下，价值选择的必要性更为突出。比如，“疑罪从无”就是一条体现着立法者价值选择的证据法规则，波斯纳对此评论说，“律师和法官们都赞美这个制度‘公平’（在这个制度中，认为释放10个有罪的被告也比将一个无辜被告定罪要好），这是试图摆出一幅善良的面孔，而实际上，这只是承认法律制度完全没有能力决定有罪无辜的问题。” 可见，价值选择是真实发现的必要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