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钟摆之下的思考——我看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
孙章禄
【全文】
写在前面的话 当我读完《美国与中国》后，在我脑海里浮现的却是我初一班主任给我们讲的一个故事。她说，很久以前有个和尚对一个秀才说世上有件普通常见的东西被刀切开后仍是完整的，秀才苦思不得其解，直至他快要撒手归西时才想出来。答案就是圈！对啊，社会兴衰是个圈，生命轮回是个圈，我们时刻生活在圈或圈的影子里却不知不觉。[1]这里说的圈不是指陷害别人用的圈套，而是束缚自己的无形外衣。我们习惯生活在圈内，尽管大部分时间都过得不很开心，跳出圈外无疑是种很奢侈的享受，是种追求与梦想，如庄周梦蝶回味人生，又如大鹏翔空展翅俯瞰大地！从圈外看圈内往往更真实，有时也会是更享受的！在我的书案上总会放些自己喜欢的书籍，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便是其中最喜欢的一本！看作者——费正清。乍一眼看上去还会以为是费孝通老先生的亲戚，不过他们两人的交情还真的蛮深厚的！[2]费正清站在圈外思考，走进圈内研究，本人认为他不避忌讳说得更为中肯！费正清与夫人费慰梅的中国名字是梁思成与林徽因取的，他们的友谊非常密切。费正清经常赞扬梁思成夫妇在艰苦环境下依旧严谨治学，夫人费慰梅也写了《梁思成与林徽因》的传记来缅念他们之间的友情，至今仍是一段佳话！费正清在二战期间曾被征召到情报协调局工作，曾两次来华任职，虽有浓厚的官方色彩，仍是个学识功底非常深厚的汉学家和最负声望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跟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不同，他对经常到农村去实地考查和研究，其资料比前者更详实准确丰富，同时韦伯对中国文化存在很深的误解；[3]与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一样，他是受美国政府雇佣为本国制定政策提供依据来研究中国问题的，但其从学者角度公允客观地阐发历史事实，其影响力不仅局限于美国的学术界，而是对美国的政界和公众对中国的态度、看法，乃至美国政府对华外交政策的制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4]当然从字里行间明眼人还是能看出作者洋溢在其中的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与托克维尔不同的是，其文章相当朴素却恰倒好处，美前驻日大使E .Q.赖肖尔就评价说：“篇幅很多的新段落叙述了近代事件、中国现状和中美关系的前景；这些部分，依我看来，是所曾见到过的关于这些不容易解释的极其复杂的问题最清晰而又判断十分精确的简略叙述。费正清擅长把多方面的感性认识以及深入的分析同措辞的透彻结合起来。”这种评价是很恰当的！只要你拥有初中的阅读能力就可以把书中的精华吸取。不象乔治·奥威尔那样有很深的讽刺意味，更能为世人所接受。当然上面五位都是我所喜爱的学者！看书名——《美国与中国》。美国和中国实在有太多的可比之处了！美国是我们日常接触到最多或最为熟悉的外国，甚至有时我们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十年前美国总统的“拉链门”事件，却不知道现任的市长！两百年前的中国和现在的美国在国际地位上相差无几，都是充满傲慢与偏见的国度，都是为日本所马首是瞻的强国！社会无非就象钟摆，而现在中国不在高点，而是处在最低点往上爬升阶段！历史总会有相似的史实在不断的重演，所以说读史使人明智！自上世纪90年以来的传统文化徐徐升温，由官方、学界和民间三方合力推动，直至今日已形成了一种波澜壮阔之势！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传统文化的复兴中的态度几乎是以压倒性的肯定姿态自信地展现在国人面前，力图在世界文化之林谋求一席之地。[5]传统文化的复兴也给法学研究开创了新局面，提供了一条新途径，法学界也应时代要求大张旗鼓地开展着法律本土化的运动。那么什么传统文化呢？下面我就扼要介绍《美国与中国》。 一、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在书的开头几页，他就将中国分为两大部分，即农村和城市。农村中有为数极多从事农业的农民社会，始终束缚在土地上很少变化；城市和市镇生活着地主、文人、商人和官吏，是比较的上层。这里没有不变的社会等级制度，因此农民地位上升的机会是有的，也即是可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6]那时社会单元是家庭不是个人，家庭才是政治生活中负责的成分。在这种家庭的意识形态就是三纲五常，最受推崇的价值就是孝。父亲是至高无上的独裁者，掌管并处置家里的全部财产和收入，对安排子女的亲事有决定性的发言权。女性在家庭里的地位非常低下，她们屈从地位由缠足的陋习就能表现出来[7]。费正清儿女为农民之所以束缚在他们的土地上，更大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数目（即人口）太多，而不是怎样受法律和习俗的限制。[8]当然这句话是值得商榷的。诚如王铭铭教授所言，“知识与权利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摘自《西学“中国化” 的历史困境》前言），在中国乡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中，士绅阶级扮演着重要角色，主宰了中国人的生活。士绅家庭主要在城里，但他们构成以地产为基础的家族阶层，介乎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大众与一层从政和经商的容易变动的官员和商人之间，是国家与农民的中间人，是乡村社会的实际统治者，以至一些社会学家称中国为士绅之国。[9]关于古代中国具有社会流动性一说，西方作家认为是中国的考试是真正的民主制度，能使聪明的农民有机会出人头地，但他不太赞同，因为这成本太高，不是普通农民能逾越的障碍。[10]他还刻意比较了一下中西商人。他说，按中国的传统，经济生活中的人经营得最得法的不是依靠增加生产，而是依靠增加他在已生产出来的产品的分额。这是因为从很早以来，中国的经济就表现为由最大数量的人共同争取少量的自然资源，而不是去开发大陆和新的工业。[11]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前些年外国商人进入中国市场时都会拜读高阳先生的《红顶商人》一书。上面是主要从社会地位来剖析中国古代社会的，很多观点都非常吸引人。接下来说的中国文化领域的。费正清也将孔子与马克思提到一块来诠释毛泽东思想，这或许是对的。儒家的思想历经数千年的锤炼，虽然在近代几乎被埋葬进坟墓，但它仍从坟墓里统治着这个中华土地！儒家思想始于先秦，是正名分的哲学，因此凡是官僚政治和专制政治盛行的时候都要拿它作为现成的工具。统一中国天下的人都受它不可抗拒的吸引[12]，就连学术界法律界都不可避免地沦为“囚徒”。这是世界上极为罕见的！即使在现代，儒家的“修齐治平”、仁政德治和“内圣外王”的思想仍散见于社会的各个角落。二、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一个在4000年期间自以为是物质文明创始者和文化中心的民族，如老太龙钟的老人路逢盛气凌人的少年，在鸦片战争中被打得落花流水，从而开始了一个异常沮丧、充满民族悲哀和民族抗挣的世纪。从1842年到1943年整整一个世纪里，中国饱受西方列强欺侮和凌辱，社会内部也不断地否定自我，试图割除一切旧习俗或干脆将其毁灭再凤凰盘镍重生。这其中也就包含了两种复兴的途径，即改良和革命。前者有自强运动和康梁维新运动，后者则有太平天国运动和辛亥革命以及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自强运动和康梁改良运动的每一步都受到无知和偏见的儒家文人的阻挠。[13]说到太平天国时，费说在其宗教表面上具有基督教的架子，但实际上被歪曲了，搀进了很多零零碎碎的儒家经典学说，当然除了孝道这个关键因素。而宗教狂热和共产主义则是取得成功的宝贵因素。[14]后面的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辛亥革命以及一系列的斗争，直到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建立新政权。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关于古代朝贡制度的描写。首先费正清就表了个态说，中国首先强加于西方来客的古代朝贡制度与取代它的条约体系一样都是不平等的。朝贡制度是儒家主张用于对外事务的一种办法，用德来感化和吸引化外的夷狄到中国朝廷上来。他说，朝贡制度的秘密在于它已成了通商的媒介。明史列举了一百二十多个朝贡国家[15]，把久已灭绝的东罗马、许多虚构的小国和边陲部落都包括在内，[16]是所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后面费也说到，毛泽东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并不是扩张成性的。它把部队从朝鲜撤离，容忍国民党在金门设置的“前线”，在1962年与印度作战只是为了维护边界的权利，没有出兵干涉越南来反对美国等第。难道中国真没有扩张性？本书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不过明眼人还是可以看出费正清的态度的。我们只是以树立一个榜样的方式来扩大影响；而在历史上也只有外族人统治时偶尔表现出了一点侵略性。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完全可以和平地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