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
合同法》第
402条首次规定了隐名代理。该条款直接来自《国际货物销售代理公约》，而最终源于英美代理法中的隐名代理制度。与英美代理法中的隐名代理制度相比，该条规定亦有不足之处。例如，该条规定了“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情形，但忽略了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情形。有鉴于此，建议新民法典中增列这类情形，改为“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为求得严谨起见，也为进一步扩张隐名代理制度的适用范围，笔者建议将隐名代理制度脱离《
合同法》中的委托合同，从而将其与显名代理一同置于《民法典》总则编的代理制度中予以规定。
针对代理人不向第三人披露被代理人身份的问题，建议新民法典借鉴《欧洲
合同法原则》第3：203条的立法经验，明确规定：第三人请求代理人公开被代理人身份的，代理人应当公开被代理人身份；代理人没有在合理的期间内公开被代理人的身份的，代理人自己应当接受合同的约束。
建议《
合同法》第
402条条文修改如下：“1）代理人以自己的名义，在被代理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实施法律行为时，第三人知道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法律行为直接约束被代理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法律行为只约束代理人和第三人的除外。2）第三人请求代理人公开被代理人身份的，代理人应当公开被代理人身份。代理人没有在合理期间内公开被代理人身份的，代理人自己应当接受法律行为的拘束。”
之所以将隐名代理制度置于直接代理，而非间接代理一节，是因为隐名代理人虽不直接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但也不是以自己的名义，而是以“买方代理人”或“卖方代理人”的名义与第三人实施法律行为，并且该法律行为的后果直接由被代理人承担。
3.关于间接代理制度的完善
就间接代理制度而言，我国代理立法首先应当明确间接代理的定义及其效力。在此基础上，应当就代理人的通知义务、被代理人的介入权、第三人的选择权，以及第三人和被代理人的抗辩权等具体制度做出规定。此处需要说明的问题有以下几点。
（1）关于间接代理与行纪合同的关系
行纪，在我国古代称牙行。传统的行纪合同是行纪人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进行财产交易的经济活动，委托人给付行纪费的合同。我国《
合同法》第
414条规定：“行纪合同是行纪人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从事贸易活动，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行纪合同的双方主体是委托人和行纪人。行纪人可以是办理营业登记的委托行、商店、经纪人等经营者，也可以是其他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办理事务并直接对第三人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现今的行纪合同与传统的行纪合同相比，扩大了适用范围。第一，传统的行纪人限于以行纪为业或者其他可以从事行纪活动的经营者，现今的行纪人可以是经过营业登记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也可以是未经登记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第二，传统的行纪活动限于动产买卖和其他财产交易，现今的行纪活动包括不动产买卖在内的财产交易，也可以是其他民事活动。第三，传统的行纪合同是有偿合同，现今的行纪合同既可以是有偿合同，也可以是无偿合同。 [7]
尽管有学者提出间接代理与行纪是两种不同的制度，但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现今的行纪合同与间接代理几无区别。二者都有三方法律关系，即委托人（被代理人）、行纪人（代理人）和第三人。在委托事项（代理事项）需要订立合同的场合，二者都有两个合同，即委托人和行纪人订立的委托合同（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内部授权行为），行纪人（代理人）与第三人订立的交易合同。二者的法律效力相同，都是由行纪人（代理人）直接对第三人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再依内部委托（代理）关系由委托人（被代理人）承受合同的权利义务。
考虑到代理法体系的完整性，以及行纪合同作为一种合同的局限性，有必要在《民法典》代理章规定间接代理制度，并借鉴英美法系中被代理人身份不公开的代理制度，以及《欧洲
合同法原则》与《国际货物销售代理公约》等有关内容，在间接代理中规定被代理人的介入权、第三人的选择权以及被代理人和第三人的抗辩权等制度。至于间接代理中未规定的事项，可准用行纪合同的有关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