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层次递进方法论”——纵向研究法
费孝通先生在他的“重读《江村经济》序言”中指出“我们不能不承认微型社会学的限度，承认限度并不是否定在限度内的成就和它的价值。以微型研究为‘第一步’可以得到比较结实的基础。我们应当从这基础上走出去，更上一层楼。怎样走，怎样上，首先要在实践中去发现微型的限制在哪里。……我在总结过去的实践中，清醒地看到了我过去那种限于农村的微型研究的限度。我在60年代前提出的‘类型’概念固然可以帮助我解决怎样去认识中国这样的大国对为数众多、结构不同的农村的问题。但是后来我明白不论我研究了多少类型，甚至把所有多种多样的类型都研究遍了，如果把所有这些类型都加在一起，还不能得出‘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全貌。因为像我所研究的江村、禄村、易村、玉村等等的成果，始终没有走出‘农村社区’这个层次的社区。整个‘中国文化和社会’却不等于这许多农村所加在一起的总数。农村不过是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基础，也可以说是中国基层社区。基层社区固然是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基本方面，但是除了这基础知识以外还必须进入从这基层社区所发展出来的多层次的社区，进行实证的调查研究，才能把包括基层在内的多层次相互联系的各种社区综合起来，才能概括地认识‘中国文化和社会’这个庞大的社会文化实体。用普通所熟悉的现成概念来说就是中国文化和社会这个实体必须包括整个城乡各层次的社区体系。……势必走出农村社区这个范围而从农村里发展出来，为农村服务的市镇社区拓展我的研究领域了。”[5]
“1982年后，对欣欣向荣的集镇发展的关注促使我的研究领域逐步扩大，超出了农村的范围，我开始了调查研究小城镇的课题，(由于我是从农村出发去研究集镇的，因而我的着眼点一开始并没有限于集镇本身，而首先是把它看成是城乡的结合部，我称之为小城镇)并提出了对小城镇进行”类别、层次、兴衰、分布、发展”的十字研究课目。我调查研究的地域也从家乡的一个村，扩大到包括七大镇、十几个小镇的吴江县，再扩大到苏南和江苏全省 。……可以说是从“江村”走向了小城镇。”[4]
在小城镇研究中，费孝通先生多次提到“发展模式”的概念。“模式是从发展方式上说的。因为各地所具备的地理、历史、社会、文化等条件不同，所以在向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采取了不同的路子，这是可以在实际中看到的。不同的发展路子就是我所提出的不同发展模式。” [4]比如他提出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
“发展模式的概念把我的研究工作推进了一步，要求我从整体出发，探索每个地区发展的背景、条件，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与其它地区相区别的发展特色，这就促使我进入不同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各种模式之所以能相互比较，是因为它们是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出发，又向同一目标发展的。共同基础是我们传统的小家经济，同一目标是脱贫致富，振兴民族经济。各地农民居住的地域不同，条件有别，所开辟的生财之道必定多种多样，因而形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对各种模式进行比较研究，也就是要说明它们有什么不同和为什么不同。……模式这个概念的产生和发展，直接反映出我走出苏南以后观察范围的逐步扩大，比较方法的逐步深入。起初我是用小城镇的功能，如农贸中心，行政中心，工业中心等来区别不同“类型”。后来我看到乡镇企业的发展使许多过去不同类型的小城镇在主要功能上逐步趋于一致，于是我提出模式的概念作为比较研究的主要依据；但是在各种模式的比较研究中，我并没有追问由每一种模式所覆盖的地区有多大，划出各种模式所占的区域，这是因为我当时还没有明确“区域发展”这个概念。……在我的实地调查过程中，越来越多的见闻和思索使我注意到经济发展具有地理上的区域基础。各区域不同的地理条件包括地形、资源、交通和所处方位等自然、人文和历史因素，均具有促进和制约其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因而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可以有不同的特征，具有相同地理条件的地区也有可能形成一个经济发展上具有一定共性的经济区域。这些区域又可能由于某种经济联系而形成一个经济圈或地带。……如果上海浦东仍想像深圳那样吸引外资，以建工厂为主，哪怕是兴建一些高技术产业，它的扩散和幅射能力都会受到很大限制，并可能在市场、产业结构等方面与江浙乃至沿海城市发生矛盾。即使上海能起到窗口作用，也无法起到龙头作用。当中国已经进入全方位开放时期后，比起窗口来，似乎更需要龙头。因此，我认为，上海的发展宜更上一层楼，在更高层次上从区域发展的观点出发，考虑成为长江流域的贸易、金融、信息、科技、运输中心。换句话说，使上海在经济上成为长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带工农业商品总调度室或总服务站，成为一个具有广阔腹地的大陆香港。这也许是更可取的一条路子。以这个思路为底子，我于1990年提出了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建议，后来又更具体地提出了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长江为脊梁，以南丝绸之路和西出阳关的欧亚大陆桥为尾闾的宏观设想。经济区域这个概念就是在实际调查中生长起来的。”[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