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根本措施乃在恢复发展乡土工业，使之能从传统落后的乡村手工业转化为乡土性的现代工业。但这一乡村工业的转化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独的技术改造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重组”的过程，中国乡土工业的转化这一“社会重组”过程不能模仿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方式，而应建立在农民们“合作”的原则和基础上，以使经济发展惠及最普遍的广大农民，而非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中。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国人口有十多亿，农村人口又占绝大多数，在这样的国情下，我认为多种多样的工业不宜集中在少数城市，而应当设法尽可能分散到广大农村里面去。我称之‘工业下乡’。工业下乡的意图是使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增加工业比重时人口不至于过分集中，甚至可以不产生大量脱离农村的劳动者，而在农工相辅、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实现农村工业化、城市一体化，这可能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同于西方工业国家发展模式的一个基本区别，也是我看到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可行道路”[4]
“在吴江我还看到了一种值得特别注意的变化，这就是由于乡镇工业办的好而富裕起来的乡村，农业收入所占的比例不断降低，绝对数字却在明显增长，增长速度也比工业不发达的乡村要快，这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事实，它向世界展示出中国在发展经济道路的一个崭新特点：中国社会的工业化是在农业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的，它又反过来促进农业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推动农业走上了现代化道路，这条工业化道路不是从理论上推导出来的，而是千千万万中国农民在改革实践中的新创造。”[4]
（四）观点反思
让我们认真厘清一下费孝通先生对恢复发展乡村工业观点提出的研究进路，
以图示之：
费孝通先生在1983年写了一篇文章叫《小城镇，大问题》“小城镇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怎样去认识它。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目前已有12亿人口，大部分居住在农村。这十几亿人吃、住、工作的确是个大问题。多年来，由于我们严格控制城乡人口流动迁移，用行政手段划清城乡户口，农民进不了城，于是农村中“隐藏”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十来亿人如果都住进大中城市，需要花多少钱建设多少个大城市？这根本没有现实可能性。我主张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要以小城镇为主，大中城市为辅。小城镇小则三五万人，大者也不超过十万余人。当然，大中城市也是需要的，但不宜多，布局要合理。目前我国城乡还存在二元分割结构和所谓城乡“三大差别”，我主张把“三大差别”和农民一起“消灭”在小城镇里。在小城镇的建设过程中，资源浪费、污染环境、不讲规划等各种问题初期也是难免的，只要加强引导，合理布局、科学规划，我相信会逐步好转。”[4]
对如何解决贫富分化“三农问题”“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问题”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与措施，这也是当今我国所面临的重大的社会问题，费老的想法有待我们认真探讨与研究。
（五）经典拾锦
1．“村庄的亲属关系基础”（第五章第四节）——中国的辈分制度
在本节中，费孝通先生根据开弦弓村人们普遍使用亲属关系的象征性称谓来建立新的社会伦理关系的现象揭示在中国乡村那种“熟人社会”中乡土社会的人伦性的本质与特征。在中国乡村社会中，人们通常按一定辈分顺序去称呼他人。
“亲属关系的这种扩大方式在这个村里很普遍，它既与生育无关，也不与婚姻相联系。除了父亲、母亲、祖父、祖母的称呼外，人们根据不同的性别、年龄、血统关系和姻亲关系，用父方的所有亲属称谓来称呼同村人并用母方所有亲属称谓，除外祖父、外祖母以外，来称呼外祖父母村子里的人们。亲属称谓的这种延伸的用法，起到了区分不同的地方和年龄组的作用，并可有现在的亲属关系派生的这种关系来说明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应当注意的是延伸使用这种感情态度来对待实际上并不是属于这种亲属地位的人，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就延伸特定的权利和义务。用这种称呼，并不等于他们之间真的建立了这样的亲属关系，但这种称呼有助说明这个社区内不同的人的地位” [1][P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