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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关于“体制”问题。“道德版”师道尊严将教育市场化作为教育体制的缺点来看待，而“权利版”师道尊严将体制化作为教育体制的缺点大加挞伐。事实上他们都没有理解完成的体制——完整的教育体制，在我国现阶段，同时包含着体制化和市场化——一方面坚持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道德功能与精英培养功能，另一方面具体高校又无法抵制市场与资本的诱惑，纷纷“下海”或“部分下海”，由此导致师生关系的契约化。一方看准了现实中教育市场化对师道尊严的冲击，另一方看到了教育国家化对师道尊严的权威化建构，他们都没有看到转型中国的教育存在两个面向。这一失察也影响到对师道尊严的现时代价值的深度讨论。
刘晓波的批评则带有自由主义者的简单化逻辑和其他的目的，因而显得有些偏题，并且不可避免地落入肤浅。
总之，精英参与在网络环境下呈现出“自由主义”的强势，而对立方杨帆一派（新左派，但未必真切）却没有提供更加击中要害的论证，应该加入这一脉络的国学者们好像通常对网络空间不敏感，所以还没有看到相应的独立意见。于丹为代表的“大众化论语”可能对这个问题或者不感兴趣，或者无能为力。因此，总体来看，转入“精英参与”之后的网络公共讨论受制于现实的知识界状况，在“意识形态”上绕圈太多，分歧太多，甚至在一些基本的时代事实（如教育的性质、转型期教育的两面性）上也没有共识或者无意于寻求共识。“意识形态”上的清醒和对时代事实及具体论证上的无知，构成了网络运作公共讨论的又一重要特点，并导致了网络作为一种公共讨论机制的不自足性和无效性。
结语
当然，“杨帆事件”作为一个依赖网络空间而塑造的公共事件，在相应经历“大众参与”和“精英参与”之后，核心议题“师道尊严”的讨论也许还没有结束，特别是师道尊严的“道德版”与“权利版”的论证深度及与我们时代教育状况的相关性都还远远不够。但笔者担心的是，按照网络同时作为现实平面媒体的一部分的事实来看，经过半个多月的媒体运作，有关议题及各方基本展现，平面媒体很可能会将注意力转移向其他热点，因而根本导致网络公共讨论的终结。这注定是网络作为一种公共讨论机制的不自足性的必然结果。
因此，我们需要从“杨帆事件”正确认识网络在我们时代作为一种公共讨论机制的优势与不足，其动员和参与上的优势难以掩盖其公共讨论深度与诚意的不足。因此，真正富有意义的讨论仍然应该是现实中面对面的讨论，网络讨论替代不了现实讨论，更替代不了现实行动。更值得担心的是，如果网络本身作为一种公共讨论形式被滥用，又可能一方面娱乐化而导致讨论肤浅化，另一方面将公众热情消耗在网络虚拟空间，制造表达自由的虚假满足，从而萎缩公众的现实世界的公共讨论和负责任的行动。因此，网络公共讨论只能是一个起点，必须与现实的知识状况、公众参与、负责任的讨论与行动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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