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地对待中国律师问题
吴洪淇
【全文】
昨日旁听了中国政法大学律师学研究中心等三家单位所主办的“律师职业行为规则与律师事务所管理研讨会”，感触颇深。虽然作为研究中心的一名学生，仅仅参加了会场的布置工作，但是作为一名旁听的学习者，却在会议的过程中得到诸多启发。古人云：“石本无火，相击乃发灵光”，在这样一个会场中，诸多高手你来我往，击闪出无数的火花。虽然也曾走了几回神，但是还是记住了一些思维的碎片，这里就权且记下来以作为我参加这次会议所留下的痕迹吧！
一、 律师、官员、学者：谁来为中国律师立法？
依我个人看来，这一次会议的高潮既不是在济济一堂的早上，也不是在个人表现空间较大的下午，而恰恰是在午餐期间。在这一期间有几位先生先后发言，而且发言中还引发了正面的争论，而争论的焦点则在于：谁该来为中国律师立法？武律师率先发难，认为司法部制定出来的许多规范往往不切实际，号召律师们自己研究自己，自己为自己立法，认为如果不这样的话，“就不要怪别人用不利于自己的规则治理自己”。矛头直指管理律师的司法部。紧随其后，徐律师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并且将矛头转向学者，认为学者的很多问题都是在书斋中“拍着脑袋”想出来的。两位律师似乎很有默契，不仅目的相同，而且进攻有序、搭配得当。在座的司法部官员自然不能“有来无往”：胡先生针对对司法部“不了解实际情况”的批评做出回应，认为其实“我们还是做了很多调研工作的”，另外一名学者型官员韩先生则举出数个例子来说明立法工作的难度，指出很多事情光依靠司法部是无法解决的，还需要从整体上的政治制度架构。关键时刻，学者扮演了和事佬的角色——程教授的发言充分展现了“同情的理解”（伽达摩尔意义上的）：程教授认为律师是处于多重博弈当中的，客户、法官、立法官员都是律师的博弈对象。各方对象都希望在博弈中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因此，对律师想为自己立法的愿望和司法部为律师立法都表示了理解。
按照法律经济学的解说，立法行为其实是多方利益集团之利益的妥协（理查德•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作为一种利益共同体和职业共同体，律师们为自身立法的愿望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但我想，在律师与司法部之间问题固然在于立法权如何分割，但是对于律师立法来说，更大的问题也许在于律师有没有能力为自己立法，有没有能力制定出约束自己而且不损害公共利益的法律。对于司法部而言，既然很多时候心有余而力不足，为何不能放权？毕竟，资源应该向珍视它们的人的手中移转。只有了解了问题之所在，也才有了努力的方向。至于学者，我觉得不应该苛责学者的“胡思乱想”。正如我们看到，在这种三方结构中，学者所处的地位也许只是学术资源的提供者而已。而且这个世界上不会无来由的“胡思乱想”，也许很多真知灼见正是包含在这种“胡思乱想”之中。罗素说，参差多变，乃世界的本原。不能因为一些学者的研究（真诚的研究）不能为自己所直接利用或者不合自己的意就斥之为“胡思乱想”。只有律师、官员、学者三者各自完成好自己的社会角色，“文臣不贪财，武官不怕死”，那么天下就无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