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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挥财产效用，提高资源利用率
在资源所有与利用之间存在矛盾的情况下，通过某种手段，对有限资源加以配置，只是解决了资源的利用需求问题。人们还须面临另一个也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即如何使资源利用获得最大的效益，提高资源利用率。因为按照法经济学的观点，效益原则是法赖以建立的基础，也是法惟一的出发点和归宿。一切法律规范、法律制度和法律活动，归根到底，都应以有效地利用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产为目的。[6]因此，实现了资源配置，不等于就达到了资源的有效利用。[7]
我国已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以追求效益的最大化为己任，而要实现效益的最大化，就要求市场主体选择合理的方式，对有限的资源加以利用，寻求有限资源的最大价值。用益物权制度的设计，一方面可以使所有人在不丧失所有权的情况下，通过将其所有物交给他人使用、收益，以取得一定的利益，从而不必亲自使用其所有物而获得收益；另一方面，也使非所有人通过对他人所有物的占有、使用，在付出一定代价后，取得了效力强，使用期限长的用益物权，从而利用他人之物创造出新的社会财富，增加了社会财富总量。可见，用益物权制度使物的所有人与非所有人都取得了相当高的收益，实现了资源的价值最大化。例如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过分强调土地的国家和集体所有，土地完全集中在国家或集体手中，任何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使用国有土地，都无须支付任何代价，而是由国家无偿拨付，这就完全忽视了具有巨大经济价值的土地的效用，从而使得国有土地的利用毫无效力可言，极大地限制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在改革开放后，国有土地实行有偿使用制度，从而极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当然，作为一种法律制度，“用益物权制度并不能直接地提高物的使用效率或效益，它并不能提供一个充分利用物的使用价值的经济学或工艺学方法，而是通过建立一种利益确定和保障机制（在法律上表现为权利机制），来实现促进物的有效利用的目的。”[8]
三、保障人类生存利益，实现社会公平
刘德宽先生指出：就不动产而言，其涉及所有利益、资本利益、生存利益等。其中，生存利益具有无论何时何地均应得到保护之普遍的价值。[9]可见，生存利益是人的最大利益，任何法律制度都须以保障生存利益为基本出发点。在生存利益保障上，用益物权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具有其他制度所不能取代的功能。[10]
用益物权的客体是土地、房屋等不动产，这些财产自人类社会伊始，即为人类生存的重要物质基础。如前所述，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满足普遍的所有十分困难。如果仅仅以所有权制度来满足人类对土地等不动产的利用要求，势必会造成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的不公平状态。反过来，非所有人为了求生存与发展，必然会置已有的竣法严刑于不顾，掀起对物质财富的争夺，最终使所有者的财富亦时时受到被侵夺的威胁，从而影响整个人类的生存利益。为了解决物的所有与利用之间的矛盾，满足非所有人利用资源的需求，法律创设了用益物权制度。用益物权是为解决非所有人利用他人的土地、房屋等不动产所设定的制度，这种制度的目的不仅在于解决非所有人利用他人之物的需求，而且也在于通过用益物权维护所有者与利用者之间的利益平衡，以达实现社会公平。[11]用益物权制度并非单纯维护用益物权人利益的物权制度，而是一个兼顾物的所有人和利用人两方面利益的物权制度。用益物权不仅是要确认和维护用益物权人的利益，同时也反映物之所有权人的利益要求，从而达到所有权人与利用权人之间的利益平衡，满足所有权人和利用权人的生存利益需要。例如，传统民法上的地上权、永佃权制度，实际上就是利用人解决住房、吃饭的一个基本手段。德国民法上的用益权、限制的人役权、居住权，法国民法上的居住权等，其制度设计的初衷也是为了保障特定人的生存利益，是一种个体化的社会保障机制，负载着公平的社会价值，起到了保障人类生存利益的作用。在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下，农民往往将土地视为抗御社会风险的最后一道安全屏障，从而使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强烈的福利法色彩。[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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