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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论危机背后的社会变迁
从戈德法布案件来看，行业自治理论似乎在司法实践下开始遭受危机了。但理论之间的斗争结果更多的似乎并非因为理论本身的问题，更多的可能是理论背后的社会问题。20世纪6、70年代，美国社会和美国法律职业界都在发生着一些变化。
从美国社会来说，对法律职业构成直接挑战的有两个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案件量的急剧增加。20世纪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美国社会的受理案件的数量基本处于稳定态势。六十年代开始，无论是联邦法院受理的案件量开始急剧攀升，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初。[17]据波斯纳总结，这种诉讼爆炸的原因在于像“新权利的创建、太高的犯罪率、大大放松了的关于起诉权的规则、更为慷慨的法律救济使诉讼更有利于民事原告而不利于民事被告的趋势增加了、增加对贫困形式被告和贫困民事原告的律师津贴等”诸多原因。[18]这种变化给法律职业带来了诸多影响。其一，案件量的急剧攀升意味着对律师需求的大幅增加，从而带动了律师数量的急剧增加。就律师而言，1960年美国总的律师为285，933人，到了1971年为355，242人，1980年则为542，205人。[19]其二，律师数量急剧增加引发了法律服务市场的激烈竞争，从而对传统律师内部分层和律所结构造成重大影响。二十世纪初，华尔街律师与那些“追逐救护车”的底层律师之间泾渭分明，形成严格的分层。华尔街律师主要采取“凯威制”（Cravath system）式的合伙制，而底层律师则更多的是单打独斗，采取个人执业方式。但到了六七十年代，随着越来越多新成员的涌入，传统的合伙制开始无法完全适应法律服务市场之间的激烈竞争，于是大公司制的律所开始出现，此外还出现了政府律师和公司律师。[20]法律职业内部的多元化发展最终带来了原有意识形态的坍塌，并最终带来职业自治的伦理性基础的削弱。
另外一个事件则是非常有名的水门事件。罗汤达在一篇演讲中说道：20多年前尼克松总统的前顾问约翰•迪 恩 （John Dean） 在参议院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作证。 他事先准备了一个名单， 他认为这些人都可能牵扯进了妨害司法的共谋中。 许多名字的边上有一个星号。 一个参议员问他星号代表什么意思，约翰•迪恩说表明这些人都是律师。[21]在这件全美国众所周知的案件中，众多律师的表现与他们之前所一致宣称的以为公众服务为指向的职业定位形成截然相反的对比。而该案件的最后审判则刚好发生在1974年。事后，尽管美国律师协会积极做出一些应对（比如将职业责任课程列为法学院的必修课程），但是公众对律师自治的深深怀疑也许并没有因此而有所改变。水门事件彻底摧毁了职业自治的伦理基础，构成了1975年最高法院裁判戈德法布案件的挥之不去的背景。从而，我们也就理解了最高法院在该案件上的立场改变。
三、戈德法布案件的启示
（一）、静态模式：律师收费管理体制的三重理想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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