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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为一些非营利性组织、大公司、法学院教授等对正在诉讼中的案件感兴趣，主动要求法院允许其提交陈述。如在上述美国诉微软公司一案的上诉审中，有很多团体和个人向法院提交动议，要求作为“法庭之友”提交意见，其中Lee A Hollaar是犹他大学的计算机教授，他声明其“法庭之友”意见不支持任何一方，其“法庭之友”意见没有受到当事人或任何人或组织的资助，他提交“法庭之友”意见的出发点是他相信法院的判决不仅应当在法律上是适当的，在技术上也应当是适当的。[12]
第三种途径也是较常出现的途径，是当事人主动联系相关机构，请求他们向法院提交“法庭之友”意见，以支持自己的立场。比如若当事人在诉讼中辩论说有众多被雇佣者将受到本案的影响，但此话由当事人说出来显然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而由工会出面予以说明则效果将显著不同。此时当事人就可能会联系工会，请求他们支持自己的立场，向法院提交“法庭之友”意见。
（三）关于“法庭之友”制度的评论
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那样，“‘法庭之友’制度对美国司法实践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特别是在法院决定是否要签发诉讼文件移送命令，对案件进行再审时，其地位更是举足轻重。因为‘法庭之友’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案件波及范围的大小和案件的重要程度，这些都可能是导致再审启动的因素。”[13]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法庭之友”的存在促成了美国许多有影响的判例的形成，如在著名的Mapp v.Ohio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宣告州法院不得接受警察非法收集到的证据，最终在美国联邦和各州全面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美国刑法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14]
虽然如此，美国法律界对“法庭之友”制度的批评之声仍然不绝于耳。有学者指出“法庭之友”对案件最后结果的形成并无多大影响，他们很少提供有见解的书状，而且这些书状也往往没有被采纳，更多时候，他们只是进行投票而非说明理由。[15]还有学者认为，“法庭之友陈述”并不能为法院提供新的证据事实或法律意见，他们所做的仅仅是对当事人陈述的重复。[16]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当事人的求胜心理密不可分。一些当事人为了获得胜诉，企图借助“法庭之友”营造有利于自己的声势，希望借此影响法院的判决。但此种做法不仅徒劳无功，而且给诉讼带来了负面影响，使法庭的朋友变成了法庭的负担，事实上是对“法庭之友”制度的滥用。当然，亦有很多人对该制度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如一份针对七十位曾任最高法院书记官的人士进行的采访表明，“法庭之友陈述”基本上都会被阅读，而且法庭在判决书中引用书状内容的趋势一直在增加。[17]另有学者根据调查指出，在1986年至1995年的十年间，大约有15%的案件引用了至少一位“法庭之友”的意见，37%的案件参考了至少一位“法庭之友”的书状。[18]这些都表明了“法庭之友”对案件审理的积极意义。
从“法庭之友”制度的确立直至今天，美国在审判实践中不断对其进行修正，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以决定是否接受“法庭之友”的意见。有学者指出，在现有的时代背景下，该制度的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能够提供不被法院知悉的证据事实和法律意见，为法院做出公正判决提供帮助，而且还将民主精神贯彻到法院的审判活动中来，避免司法权运作的绝对非民主化。[19]虽然对“法庭之友”中立性的要求已不复存在，但不可否认，该制度的存在仍然有助于实现其设计的初衷——为法庭带来忠告者。[20]现在不仅是普通法系国家，大陆法系的许多国家也已经意识到“法庭之友”制度积极的一面，法国已经在其国内法中确立了这一制度；加之美国不遗余力地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法庭之友”制度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也占据了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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