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永丰说：党主立宪是“歪招”，是“下策”，是“委曲求全”。[xii]
笔者以为，这种批评也是情绪化的，而不是理性的。上个世纪80年代的所谓新权威主义以至何新那样的暴力主义，才是真正的歪招、下策，下下策。
党主立宪不是歪招，而是一种现实的理性。对此，许多学者在网上作了有力的论证。
陈绪平说：“通过‘党主立宪’，界定了党的宪政地位，稳定了党领导军队的体制，有可能更快地放开党禁，加速推动业已展开的议会民主。宪政民主是要妥协的。英国没有与君主的妥协，何来议会民主呢？”[xiii]
洁理说：“在西方各国政治自由主义思潮兴盛期，在如何对待本国君主和君主制问题上，自由派都会采取务实的君主立宪制，或虚君共和制，而不是一味地要打倒君主。更进一步，务实的自由派甚至会欢迎开明君主制，主张尽量避免社会动荡。放到中国环境中，成熟的自由右派应该欢迎党主立宪制，也应该欢迎开明党治。这样，就可以与自由左派形成良性互动，共同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xiv]
闲言说：“我不能肯定‘党主立宪’最终就能把我们带到要去的地方；但我可以肯定，它能带动我们向前跨进一大步。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看起来山重水复，无路可走；但只要稍稍挪动一下，就有可能柳暗花明——死结解开了，死棋盘活了。”[xv]
邓小平说：中国“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xvi]陈绪平、洁理、闲言所说不一定都对，但是在大思路上与邓小平的想法其实也是一致的。
九、党主立宪的关键不是党权大小的问题
关于党主立宪的具体方案，理论界已经产生了好多种，具有代表性的如下：
程宝光方案：“第一，有一个以
宪法为核心的完备的法律体系。”“第二，党政分开，党要管党，党引导人民，人民管理自己。”“第三，实行比较彻底的选举制、轮换制和分权制。”[xvii]
这一方案没有完全摆脱理想的党政分开的思路，也就是党委不行使国家机关的职权，仅仅利用权利（不是权力）引导国家机关和人民群众。然而，在不实行政党自由竞争的体制下，真正的党政分开是不可能的。即使党委和政府分开了，党委和政府内的党组也分不开。即使党委和党组也完全分开了，只有权利没有权力的党委依靠什么引导人民和国家机关呢？仅仅靠党的名声吗？
闲言方案：“1,一党执政；2,执政党改造成全民党；3,党内民主；4,修宪，执政党的权力行使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进行，即接受法律的规范制约；5，国家领导人由全民投票产生，其候选人由党内产生。”[xviii]
相比而言，闲言的方案更能体现党主立宪的实质：执政党对党外不仅仅有权利，更是有权力的，然而，这个权力要“接受法律的规范制约”。
周天勇方案：“1、一党执政体制下的国家法律至上；2，党管新闻；3，党管干部，民主集中制不变；4，党管土地，使用权交给农民；5，县级直选；6，党不具体干涉司法，司法有限独立。”[xi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