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提供了一个案例：原告郭某对公安派出所的行政警告不服，向区公安局申请复议，区公安局逾期未作复议决定，郭某向法院起诉；在诉讼中，郭某申请撤诉，理由是区公安局答应将在近期作出复议决定。朱世芬（贵州省高级法院）《原告撤诉原因不当，法院不应予以准许》，载姜明安主编《行政诉讼案例评析》，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3年版。
姜世元、张晓明（大连市中级法院）《行政诉讼中的撤诉》，《人民司法》1990年5月。
张乐发《对撤诉行政案件的分析及意见》。
韩勇《行政诉讼撤诉多的现象不容忽视》。
黄家万、郭乃军、吴荣生《浅析行政诉讼案件的不当撤诉》。
谢坚贞（瑞金市中级法院）《行政撤诉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据《中国法律年鉴》提供的数据，1993－1998年法院一审民事案件的撤诉率分别为16.7%、17.2%、17.6%、17.9%、18.3%、19.0%，同期调解率则为58.5%、58.4%、56.9%、54.2%、51.0%、45.8%，相应地，以判决结案的则只占23.3%、23.0%、24.3%、26.5%、29.5%、33.2%。
张乐发《对撤诉行政案件的分析及意见》。
安徽省各级法院行政审判庭《行政诉讼中撤诉的几个问题》，载黄杰、李道民主编《行政审判实践与研究》。
这些行政管理领域内行政诉讼的撤诉率可能更高一些。以1999年全国各类行政案件撤诉率为例：邮电89.7%，税务61%，烟草专卖58.8%，技术监督54.7%。
这是我从最高法院行政庭一位法官口中听到的事例。
依照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即使被告在诉讼中撤销或者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仍可以选择不撤诉；即使原告申请撤诉，也是由法院独立审查决定，而与被告无关。
张树义、汤永进《在艰难中前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实施现状与发展方向综合分析报告》。
周志强（浙江省天台县法院法官），2000年5月16日。
最高法院新近试图通过提高审级来局部地改善法院和被告“级别”不相称的状况，例如“被告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且基层人民法院不适宜审理的案件”将由中级法院管辖。见最高法院《
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8条。
有位法官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例子：D县公民张某去外省H市追索债务，被H市公安局收容审查，张某向D县法院起诉。在诉讼期间，H市公安局解除对张某的收容审查决定。张某遂以“已恢复人身自由，再打官司精力、财力不够”为由申请撤诉。法院对是否准许其撤诉产生了不同意见。这位法官在文章中主张“法院应裁定不准撤诉，继续审理，依法裁判”，但没有说明法院最后的处理结果。参见严如春（江苏省大丰县法院）《行政处罚决定错误应否允许原告撤诉》，载《政治与法律》1995年第2期。我猜测，这种情况下法院裁定不准撤诉是有可能的，因为该案“关系”简单，是非分明，而且被告在外省，法院“得罪得起”。但是，象这样法院完全不受被告羁绊的情形极少。
周志强，2000年5月16日。
安徽省高级法院行政审判庭《行政诉讼中撤诉的几个问题》。
谢坚贞《行政撤诉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谢坚贞《行政撤诉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周志强，2000年5月16日。
马原《加强行政审判工作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在全国法院行政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王建宗（山东省高级法院副院长）《在全省法院行政审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95年3月28日）》。
李国光（上海市高级法院副院长）《在上海法院第三次行政审判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94年3月10日）》。
例如，“对那些既不受理、又不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定的，上级法院要依法行使审判监督权，及时指令下级法院受理或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定”。见曹世维（四川省高级法院副院长）《在全省法院第四次行政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4年4月5日）》（川高法62号）。有的地方甚至规定“七日内不作出不予受理书面裁定的，即视为受理”。见李国光《在上海法院第三次行政审判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在我看到的材料中，至少有山东省、江苏省、黑龙江省、湖北省等几个地方就有明确的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