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1979年《
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对撤诉实行限制。该法第127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
例如，“原告对起诉权的处分，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才能行使……撤诉应该以不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或者他人的权益为前提，以不影响或侵犯到被告诉讼权利的行使为前提。”柴发邦主编《
民事诉讼法教程》（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283页。又如，“申请撤诉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这就是说，撤诉不得侵犯国家、集体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不得规避法律或者逃避法律制裁。”王怀安主编《中国
民事诉讼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1988年第2版，第200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民事诉讼领域，近年已经有学者主张“取消对撤诉的许可制度，法院对当事人的撤诉行为应无条件予以确认”。参见陈桂明《民事诉讼模式之选择与重塑》，原载香港法律教育信托基金会编《中国内地、香港法律制度研究与比较》，1997年第2版，后收入江平主编《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与发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反对的意见可参见杨连专《申请撤诉与法院裁定――法院不准许原告撤诉是否正确？》，载毕玉谦主编《民事诉讼判例实务问题研究――程序公正的理性思考》，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参见罗豪才、应松年主编《行政诉讼法学》（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19、220页；姜明安《行政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3、154页；姚仁安（湖北襄樊市中级法院）《行政诉讼中撤诉的几个问题》，载《人民司法》1993年12月。
孙林生、刑淑艳（黑龙江省鸡西市中级法院）《行政诉讼以撤诉方式结案为什么居高不下？――对365件撤诉行政案件的调查分析》，载《行政法学研究》1996年第3期。
资料来源于最高法院研究室统计处。其中1988－1998年的受案和结案数据、1991－1998年各种结案方式的比率又见于《中国法律年鉴》，1989－1999年的数据也可参见最高法院行政庭编的《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参考》（法律出版社2000年）。1998年的受案数，《中国法律年鉴》与最高法院研究室统计处提供的数字略有出入，本文以后者为准。2000年的案件数未包括单独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受案2227件，结案2502件）。
结案方式比率精确到0.1%。“其他结案方式”包括裁定驳回起诉、终结诉讼、移送等，以及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或者合法、无效或者有效。1991年及此前的统计中没有单列履行判决的数字，但有理由相信当时此类判决极少，可以忽略。没有列出1983－1986的数据是因为当时法院广泛地运用调解形式结案，从而吸纳了部分撤诉。自从 1985年1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关于
人民法院审理经济行政案件不应进行调解的通知》后，调解结案逐渐减少，到1987年，统计数字里已没有调解结案一项。
在1990年9月召开的首次全国法院行政审判工作会议上，安徽省高级法院行政审判庭的一份报告称：“当前，行政审判实践中较为突出的一个现象是，在人民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中，撤诉案件占相当的比例。”安徽省高级法院行政审判庭《行政诉讼撤诉中的几个问题》，载黄杰、李道民主编《行政审判实践与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1年版。重庆市中级法院行政审判庭的报告也称：“我市行政审判工作开展以来，以撤诉方式结束诉讼程序的行政案件所占比重较大。”重庆市中级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行政诉讼中撤诉几个问题的探讨》，载黄杰、李道民主编《行政审判实践与研究》。
除了本文提到的文章，张树义、汤永进撰写的《在艰难中前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实施现状与发展方向综合分析报告》也注意到行政诉讼中撤诉多的现象，并对其原因作了初步分析（载于龚祥瑞主编《法治的理想与现实》，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赵正群在《行政诉权及其理念在中国大陆的生成与面临的挑战》也对撤诉问题作过比较细致的实证研究（载于《诉讼法论丛》第6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参见李海亮、罗文岚《关于非正常撤诉的法律思考》。
参见张乐发《对撤诉行政案件的分析及意见》，《人民司法》1992年第3期；韩勇（山东省高级法院）《行政诉讼撤诉多的现象不容忽视》，《山东审判》1994年第6期；黄家万、郭乃军、吴荣生（江苏省盐城市城区法院）《浅析行政诉讼案件的不当撤诉》，载《政治与法律》1995年第2期；孙林生、刑淑艳《行政诉讼以撤诉方式结案为什么居高不下？――对365件撤诉行政案件的调查分析》；谢坚贞（瑞金市中级法院）《行政撤诉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载《法制与经济》1996年第5期；李海亮、罗文岚《关于非正常撤诉的法律思考》。
薛刚凌《行政诉权研究》，华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