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上关于农民身份的认定完全是形式上的，法院会认为只要该人的户籍是农业户口，并落户到具体的乡村，即可认定为村民的身份，小黑可以给予该种身份关系而获得一定的利益。但是另一方面，村民和队长的认定也很简单，黑子事实上已经不在村里面生活，他已经在城里面买房、做生意、生活，他已经永远离开了农村，因而小黑不是该村村民，没有基于该种身份关系而获得利益分配权利的资格。村民们的乡土文化人同在这里是一种实质性的标准。乡民们的基于乡土文化认同而对“小黑”村民身份的识别与法院依据国家法律规定的认定有所不同，乡民们的文化识别是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具有实际效果的经验性标准，当然今天这种文化认同并不是稳定不变的，它更受到了来自国家正式法律制度的影响，无论是前任还是现任的队长都不敢“无视”国家的法律，只不过是采取了极为不同的策略而已。户籍制度作为一种准身份关系的社会、法律制度，今天正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总会有一些新闻说国家正在逐步废除户籍制度，然而作为与户籍制度同样起着关键作用的文化观念因素却“从幕后走向了前台”，人们不要简单地认为户籍制度从法律层面上消灭了，“自由的王国”从此也就到来了，由户籍制度引发的观念文化上的隔阂可能在今后的相当长时间内越来越严重。由此，或许我们可以断定，小黑的故事根本上正是现代法律理念与乡村伦理本位的短路相接的产物，这也是后身份时代文化观念层面的歧视以及冲突逐渐取代了作为一种正式的制度层面的身份关系，同时这个由人情、法律、身份、利益交织的人间故事告诉我们由此引发的焦虑、不安是深层次的，它极有可能是具有相当程度上的破坏性的。
　　三、
　　我们在现实中所遇到的事例总是很复杂的，在事实细节方面小黑的故事的确有一些琐碎，据此我所分析出来的一些问题恐怕很难成为普遍的公理。但它至少可以瓦解人们对人类历史发展的真理式幻想，同时它也让我们明白，我们很难以想象的方式对中国传统和当下以及根本无法定义的中国作出合乎道德、理性的总体性评价。尊重历史事实以及社会事实的态度，或许才是人们准确把握中国前途未来的关键。
　　当然，故事中可以预见的是小黑在整个过程中受到的损害是最大的。对于他而言，户口再想迁走绝非不可能，但是已经很难了，而当他再想将户口迁走之时，已经有人告诉他不大可能了，政策已经不再允许。对此，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然而收益几乎为零，这里恐怕是对小黑“个人理性”毁灭性的打击。而且，村民以及旁观者都会隐约感觉到，小黑的行为有些“投机取巧”，并不是那么十分光彩，这也就意味着其加入乡村社会而成为农民的时候，是为了获得“集体荒山”被征用给付的赔偿款的分配权，其行为的正当性以及合法性完全有令人质疑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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